2017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已经步入新时代,其基本特征表现为“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2019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将“着重推进高质量发展”作为2020年工作重点。产业结构优化作为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受到高度重视。同时,新型城镇化和金融发展也是新时代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重点。厘清新型城镇化与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机制,探讨其促进作用的实现方式,对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00-2017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从经济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生态城镇化、城乡一体化五个方面构建评价体系科学评价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从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角度出发构建金融发展水平指标,从产业结构合理和高度化角度衡量产业结构优化程度。基于全样本数据,利用核密度估计模型分析我国新型城镇化、金融发展以及产业结构优化的发展状况;运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在以地理位置为标准的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区域划分基础上,并在考虑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条件下,分析了新型城镇化与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运用面板门槛模型,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从客观角度进一步验证,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的新型城镇化与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差异性。根据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无论经济发达省份还是经济欠发达省份,新型城镇化和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均具有促进效应;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对经济发达省份和欠发达省份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影响差异较大;从交叉项结果看,经济欠发达省份新型城镇化和金融发展存在后发优势;门槛模型估计结果表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上升,新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促进作用增强,而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促进作用有所减弱;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阶段,金融规模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作用优于金融效率,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阶段,金融效率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促进作用优于金融规模,金融效率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门槛效应不显著。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提出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对策建议:加强地方性政策引导,合理发挥推动机制;合理规划城市产业功能区,优化产业布局;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优化信贷资金流向;充分发挥新型城镇化与金融发展互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