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华作为西晋的肱股之臣为政权建设贡献卓著,同时,作为文坛的重要领袖,他致力于构建西晋文化的统一局面。张华编撰了中国第一部博物学著作《博物志》,内容丰富,无所不包,张华创作的诗、赋、文等文学作品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自古以来学者对张华及其文学作品评价众说纷纭,因此,本文以张华为研究对象,以多重视角对张华及其创作进行相对集中、系统、全方位研究,以期实现对张华内在人格思想与精神风貌的揭示。除绪论与结语外,本文共包含六章内容,具体内容概括如下:第一章从地域文化角度对张华生平进行探讨。张华入仕前在范阳度过了幼年与青年阶段,这一时期政治大环境复杂动荡,他出身寒门,以牧羊为生,凭借坚韧的意志、优博的学业以及过人的气度赢得同郡名士的推荐走向仕途。自张华入仕以来,他的活动中心便转移至都城洛阳,此后张华在洛阳的四十余载岁月中历经西晋政权统一兴衰与个体自身浮沉,并受洛阳地区文化浸染参与多种文化活动。晋武帝太康三年至太康六年,因荀勖、冯紞等人离间晋武帝与张华关系,张华被外放出任都督幽州诸军事、护乌桓校尉、安北将军等官职,在此期间他解决了民族边患问题并实现了西晋外交的巨大成功。第二章在人物关系视角下考察张华的交际对象。主要以政治、文学以及日常其他交往为标准对张华的交往对象进行划分,进而全方位展现出张华的交际网络。在政局中,既有对张华大力举荐的前辈,也有一些立场上一致的僚友,还有因不同的动机与立场而与张华产生龃龉的政敌。张华与西晋各位当权者的关系都是建立在他的政治能力与寒门出身的基础上,脆弱而又微妙。张华在与文人交往时,或进行诗文唱和,或对文士大加延誉,同时他还十分重视入洛的蜀地与吴地文士,以其文学及政治影响力促进西晋文学的发展繁荣。张华在与友人的交往中收获友谊,同时他在西晋一朝还积极奖掖后进,为他人提供个人价值实现的机会。第三章主要以“好奇”与博学的视角就《博物志》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张华博学多闻及“好奇”思想促使他编撰《博物志》并追随魏晋博学风尚实现文化身份的提升。前代博物知识积累、魏晋书写载体的发展与藏书现象的繁荣都为张华编撰《博物志》提供了物质文化基础。《博物志》内容丰富且广泛征引材料的成书方式是被归入“杂家”或“小说家”争议的主要原因。《博物志》文化内涵丰富,既包含物质、行为、精神文化材料的民俗文化,展现出一幅幅生动的民俗画卷;还秉承史家“实录”的创作精神,保留大量史料,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其中故事情节的叙事性增强并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逐渐展现出明显的文学特征。第四章以“情多”为视角对张华的文学作品进行研究。张华的文学作品主题丰富,既有情感表达细腻的言情之作,也有主题为“励志”与“守正”之风的作品,还有传达出玄风与隐逸之思的诗文,也有宫廷应制之作与抒发不平之气为内容的作品。张华的作品中,诗歌、辞赋、箴铭、哀祭、书启、奏议、诏令、杂记等各体兼备,他以各种文体创作实践推动西晋文体学的发展。张华注重模拟曹植、张衡等前人作品,并在文学创作中又形成个人鲜明色彩,诗歌情感的表达更为细腻婉转。“情多”是张华诗歌的鲜明特征,直接影响了陆机“诗缘情而绮靡”理论的提出,并对齐梁文学风格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张华在文学创作中善用典故,将不同文体风格展现充分,并彰显个人色彩。张华通过一些抒情技巧的使用、对字句的精巧推敲,使作品画面呈现得丰富生动,情感表达极具特色。第五章是在“礼乐”视角下对张华的文艺思想进行考察。张华精通音律,参与西晋新朝制礼作乐活动,创作大量的音乐文学作品。张华的音乐文学作品表现出敦睦和乐的礼乐思想,透露浓厚的人伦观念,具有鲜明的教化功能,同时注重开拓内心情感。东晋顾恺之据张华《女史箴》绘制《女史箴图》,将文学语言转化为具体的图像,为《女史箴》文本及教化内涵的传播和“女史”的经典化提供了新的形式与媒介,更见张华作品的艺术张力。第六章是以当代视角对张华研究的反思与评价。张华在曹魏与西晋动荡的朝局中坚持以儒家思想为底色,受到魏晋玄学风气的影响不时流露黄老思想情怀,同时推崇“侠”之重义豪勇的精神气质。在西晋中后期的历次政治事件中,张华这种复杂的精神人格、个人判断与犹疑的行为方式是酿成人生悲剧与后世评价褒贬不一的主要原因。张华以西晋政治、文化领袖的双重身份,肩负儒家道统之大义,以其动人的文学书写促进西晋太康文学之兴以及南北朝诗风的重要转变。张华扬举的士大夫精神气象与人格气质,也在当代闪烁着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