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取得了不俗成就,但在核心技术、价值链地位、利润水平、服务产出等方面与世界工业强国仍有一定差距,亟待变革传统发展模式。制造企业服务化是从单一产品生产向生产与服务深度融合发展模式转变的新兴战略,已成为传统制造企业解决微利困境、培育新竞争优势的重要路径。为解决一般制造企业微利困境和高质量发展问题,我国政府在《中国制造2025》、《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发展服务型制造专项行动指南》等文件中明确提出传统制造业向服务型制造业转型的建议。在市场需求和政策利好的双重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开展了服务化探索,并涌现出一批成功实施服务化战略的制造企业。从服务模式异质性角度看,制造企业选择不同的服务化模式,意味着产品与不同服务业务实现差异化组合,其有机会以服务方式融入开发、设计、物流、售后、运营等各价值链环节,带来资源配置、价值主张、利润创造变化,相应效果也会有所不同,但现有文献却鲜有涉及。因此,从服务模式视角来探讨制造企业服务化经济后果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实与学术话题。本文选取2008-2017年沪深两市A股主板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主要以知识基础理论、企业能力理论、竞争优势理论、顾客锁定理论、资产专用性理论、价值共创理论等为理论基础,在参考前人自营视角对服务化模式划分的基础上,梳理出知识性、产品延伸性、外包性三种主要服务化模式,按照《经营范围变更公告》、《财务报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等综合判定方式,手工收集和整理了实施不同服务化模式的制造企业样本。同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FEM)、Heckman两阶段估计、动态面板GMM估计、分组检验等多种实证方法,从较新的商业模式异质性视角考察三种服务化模式经济后果及内在机制。通过研究,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不同服务化模式产生差异性经济后果。通过考察梳理出的三种服务化模式经济后果,知识性服务化模式能够显著增强制造企业的财务业绩与市场业绩,更支持服务化“业绩促进观”;产品延伸性服务化模式显著弱化了制造企业的财务业绩与市场业绩,更支持“服务悖论观”;外包性服务化模式则显著增强了制造企业的财务业绩与市场业绩,更支持“业绩促进观”。上述研究结论有助于回答既往文献对制造企业服务化研究结论不一致的问题,即一概而论的探讨制造企业服务化并不合理,不同服务化模式对微观企业业绩产生了不同影响。第二,服务化模式的经济后果受到终极控制人与市场化程度影响。相较国有企业,非国有制造企业的政策负担更小、经营目标更明确,其对知识性服务化和外包性服务化模式实施的业绩提升作用更明显,而国有企业对产品延伸性服务化模式实施的业绩弱化作用则更显著;相较东部地区,非东部地区商业环境不及前者,且市场化程度整体不高,东部制造企业实施知识性服务化模式及外包性服务化模式的业绩提升作用更明显,而其他地区企业实施产品延伸性服务化模式对业绩的弱化作用更显著。第三,要素结构对服务化模式的经济后果存在机制效应。经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知识性服务化模式通过改变知识要素结构来提升制造企业财务业绩与市场业绩;产品延伸性服务化模式通过影响劳动要素结构来弱化制造企业财务业绩与市场业绩;外包性服务化模式通过优化资本要素结构来强化制造企业财务业绩与市场业绩。第四,时间因素对服务化模式经济后果产生不同影响。基于时滞效应检验,知识性服务化模式对业绩的影响较持久;产品延伸性服务化、外包性服务化模式对业绩的影响随时间推移而减弱。进一步讲,知识性服务化模式在T+1期和T+2期显著提升了财务业绩和市场业绩;产品延伸性服务化及外包性服务化模式在T+1期对财务业绩和市场业绩产生显著影响,但在T+2期却不显著。第五,经济周期因素对服务化模式经济后果产生不同影响。基于经济周期检验,在经济扩张期,市场需求更为旺盛,其对实施知识性服务化与外包性服务化模式的财务业绩与市场业绩的提升作用更明显。而在经济紧缩期,货币供应减少、筹资成本上升、消费增速放缓,其对外包性服务化模式财务业绩与市场业绩的弱化作用更显著。第六,服务化状态因素对服务化模式经济后果产生不同影响。按照制造企业服务化状态不同,将之划分为“一直实施”和“间断实施”两类。基于不同服务化状态的检验,连续实施知识性服务化和外包性服务化对财务业绩和市场业绩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而持续的产品延伸性服务化行为会弱化制造企业财务业绩,但不会显著影响市场业绩。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本文从行业层面和企业层面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行业层面,应加快制造行业转型升级步伐,促进生产与服务融合发展。通过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以活跃的市场推动制造业服务“外部化”,同时注重不同服务化模式经济后果,开展服务化模式行业试点示范。企业层面,应加大知识性服务化模式的应用推广,以知识要素促进业绩提升。谨慎实施产品延伸性服务化模式,避免陷入“服务悖论”怪圈。积极探索外包性服务化模式,提高核心业务资源配置效率。本文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1)以往文献多从国家、行业层面考察制造企业服务化的经济后果,但对制造企业服务化模式经济后果的考察较少。本文尝试对制造企业服务化模式的经济后果进行大样本经验研究,为服务化模式及其经济后果研究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2)本文针对学者提出的非自营服务化模式识别欠缺问题,考虑了外包因素,将外包服务化模式纳入识别范围,丰富了制造企业服务化模式的研究文献;(3)有别于以宏观及中观研究,本文进一步从微观机制角度考察制造企业服务化模式不同经济后果的作用机理,深化和拓展了服务化模式作用机制的研究;(4)针对制造企业服务化悖论的争议,本文从从商业模式异质性视角研究制造企业服务化的经济后果,为充分理解制造企业服务化经济后果争论提供了新的解释和证据。本文关于中国后工业化时代制造企业服务化模式经济后果的研究结论,具有较重要的借鉴意义,应用价值主要体现在:(1)为加快制造业服务化转型提供方向与效果参考;(2)为制造企业破解微利困境和走向价值链高端提供可行路径;(3)从选择服务化模式角度为解决我国产能过剩和处理“僵尸企业”问题提供新思路;(4)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中国制造2025》中倡导的服务化转型提供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