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的诗歌和散文作品早在高丽朝时期就已在韩国流传,受到韩人的喜爱。韩国当时的很多文献中都提及韩愈,韩愈成为继杜甫和李白之后在古代韩国知名度最高的唐代诗人。本文将着重分析韩国诗家在评价韩愈的人格、诗歌、文章等方面的侧重点和独到之处,以求勾勒出韩国诗话中韩愈研究的基本面貌。通过对比中韩诗话中对韩愈诗文评价的异同,可以为国内的韩愈研究提供一种异域参照,从而更加深刻的理解韩愈及其作品。本文除绪论和结论外共分为三章。第一章主要介绍韩愈思想在韩国的流传及接受情况,以及韩国诗话中对其人格的品评。主要围绕着韩愈的儒学思想及其反佛主张对高丽末朝鲜初的反佛思潮的影响,以及“退之服硫黄”与“绛桃、柳枝”两段公案对其人格品评的影响等两个问题来展开论述。详细分析了韩国文人接受韩愈思想的特点,以及韩国诗家在品评韩愈人格过程中对类似问题却给出不同评价的原因。第二章探讨韩国诗话中的韩愈诗歌研究,选取了韩国诗话中韩愈诗歌研究方面颇具特色的三个问题,即“基韩范杜”学诗准则的内涵和意义,韩愈诗歌的用韵特点以及联句诗的创始及《石鼎联句诗》的作者考辨。并且对比中国诗论中的相关论述,阐述中韩诗家在评论上述三个问题时的异同之处,总结中韩学者在韩愈诗歌研究方面的得与失。第三章为韩国诗话中的韩愈散文研究,辨析“务去陈言”与“师法古文”两种创作手法的矛盾与统一,以及韩国诗家金昌协对韩愈碑志文的叙事风格与文体归属之间关系的混淆。最后重点分析韩国诗家首创的“昌黎因文悟道”论,对比“因文悟道”在韩国哲学和文学批评领域的不同内涵,以及其对中国诗论中“文”与“道”关系的扩展和超越。结论部分主要对前三章的论述进行点评,探讨本文得失,并对本文的创新之处与研究价值进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