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活动是影响企业战略目标实现的关键环节,高效的投资行为不但能提高企业抗风险能力,还能提高企业的盈利水平以及外部投资者对企业经营能力和发展前景的评价,进而影响企业经营目标的最终实现。同时,高效的投资活动也能促进社会资源得到合理分配和利用,市场活力得到进一步增强。然而,由于融资约束和委托代理等问题的存在,我国上市企业普遍存在非效率投资问题。企业投资活动的失败将会导致企业资本结构的畸形,经营运转效率的低效,以及抗风险能力的减弱,同时对社会资源实现高效配置产生负面影响,阻碍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因此,探索引起企业非效率投资的主要原因对于提高企业投资效率至关重要。董事会是企业投资决策的制定者,在企业投资项目选择和战略指导方面起关键性作用,董事会治理作用的有效发挥有助于抑制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依据高阶理论,董事会背景特征会对其行为决策产生显著影响。目前已有诸多学者探讨了董事会年龄组成、教育经历、海外经历等背景特征对企业投资活动的影响作用,但涉及到董事会金融背景的研究仍然较少。数据显示,至2018年末,在剔除ST企业和金融保险类企业后,A股上市企业中约60%的企业聘请了有金融相关机构工作经历的董事,这表明金融背景逐渐成为我国上市企业选聘管理人员的考量因素。金融背景代表个体曾在金融相关领域工作过,例如:银行、证券、信托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机构,这些机构的工作经历让高管积累了与投融资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同时,也对高管的思维方式、风险偏好和工作风格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与企业投资活动息息相关。基于此,本文从高层梯队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出发,结合我国资本市场实际情况,以董事会金融背景为切入点,分析上市公司董事会金融背景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作用。本文选取我国2013年至2018年间A股上市非金融类企业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同时,为减少内生性误差对实证结果的影响,本文对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均做滞后一期数据处理,借鉴Richardson（2006）的做法,使用Richardson模型回归残差值的绝对值衡量企业非效率投资,并分析董事会金融背景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作用。同时,我国正处于信息化高速发展的时代,媒体的公司治理作用已日趋显著,因此,媒体对上市公司信息的曝光可能会对董事会金融背景与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关系造成一定的影响。此外,两职兼任也是市场环境波动时期重要的决策权设置方式,对企业决策制定和方案实施均会产生一定影响。因此,本文在实证模型中加入企业可见度和两职兼任与董事会金融背景的交乘项,来探索企业可见度和两职兼任对董事会金融背景与企业非效率投资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1）董事会金融背景与企业非效率投资显著正相关。（2）企业可见度越高,越能增强董事会金融背景与企业非效率投资间的正相关关系。（3）董事会金融背景与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正相关关系在两职兼任的企业中被削弱。最后,本文基于对委托代理理论和高阶理论的分析,并结合实证分析结果以及我国资本市场的实际情况,就金融背景董事成员的选聘和管理、媒体行业监督治理,企业决策权配置问题给出了参考性建议。本文可能存在的创新之处:（1）目前国内外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董事会年龄、学历、教育经历、海外经历等背景特征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涉及到金融背景的相关研究仍然较少。本文结合我国资本市场的实际情况,探索董事会金融背景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作用,加深了高阶理论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解释,并将该解释模型进一步扩展到了董事会金融背景上。（2）本文加入企业可见度和两职兼任两类重要情景变量,为金融背景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作用提供了更多的权变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