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南方唐代墓葬的综合研究较少,除了受制于墓葬资料的获取,还因为隋唐的核心在关中两京地区,学界对其关注略显不足。但唐中晚期大规模的民户南徙和仰食东南局面的形成,无不凸显出南方地位的日益上升以及南土开发的愈加繁盛。这是继六朝以后,南方再次掌握了文化的话语权。本文尝试通过把握唐代南方概念的转变,合以北人南迁的背景,从该时期墓葬考古学的宏观讨论中去了解唐代南方地区的开发和士民流徙对唐文化的传播,南方土著对前朝旧制的承袭以及南方文化的融合与再创造等问题。论文除绪论与结语外,正文分为三章:第一章按照现有行政省份整理与收集建国以来（1949-2019）正式发表的南方唐墓资料（不包括峡江地区的唐代“借室葬”）,并对部分省内墓葬所处唐代淮河的南、北进行区分,还对出现在《中国考古学年鉴》中的相关简讯加以说明。据不完全统计,江苏省淮河以南唐墓83座,淮河以北13座;上海市22座;浙江省57座;安徽省淮河以南22座,淮河以北5座;江西省40座;福建省120座;湖南省125座;贵州省3座;广东省141座;广西14座;重庆市106座;四川省107座。湖北省因地理位置特殊,可分为鄂东南、鄂西北、三峡库区三片,分别统计有78、204、40座独立唐墓。云南因政情复杂,目前发现使用中原葬俗的砖室墓仅1座。此外,陕南的商洛地区和豫东南的南阳也分别发掘了数座唐墓。通过梳理,我们能看到目前已发现的唐墓集中在现今省会城市及其周边,而这些城市与汉唐以来各区域的中心城市基本重合。唐墓在此形成稳定的核心区,于形制或随葬品上凸显出浓厚的地方特色。不可否认省会城市受到的关注与考古工作的力度对这一表象会有影响,但它们对整体结果不会造成过多的偏差。唐代文化的南北界线在地理分割线上游移,但阻隔只是暂时的,水系的便利性被充分利用,唐墓沿江星布即这一现象的具体表现,而南方已开发成熟的地区更受唐代北方人群的青睐。第二章先回顾了史学界对唐代南北交流的相关研究,指出南北文化地理区分的不易。除因地理阻隔而认知有限外,南北朝所遗留下来的历史影响与记录偏差,都导致了这种认知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山川形便的原则被李唐套用至南方的管理。在地方编修图经或地理书的帮助下,唐朝对州县的了解与把控其实不弱。但南方的概念对于北方民众而言可能仅停留在政治版图上,因而显得片面与空洞。唐代南方不唯是个政治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文化异同的问题。北客以俯视的态度,怀揣恐惧的心情向卑湿的南方迈进,与之相伴的是南方逐渐开发和以中原礼教为核心的唐文化的扩张。当然,他们对南方的观感在这一进程中也在改变。笼统而言,北客主要由有任命的官员和复杂的客户组成,他们和本地土著共同改造了南方。在讨论的过程,我们应当时刻警惕资料的偏差性和所发现墓葬的局限性。第三章分析了以往研究依托现有行政省份进行分区的缺憾,主张以唐代的秦岭、淮河划分南北,并依照山川形便原则和唐人对南方分区的认识,将南方唐墓重新编为七区,即江淮、闽中、荆湘、峡江、蜀中、岭南以及检摘资料圈定的南北过渡区。该章分为七节,每一节的开头均对文化区进行说明,指出区域的四至,然后对区域内唐墓形制、构筑方式和随葬品展开宏观的类型学讨论。整体而言,南方唐墓流行中小型单室砖墓,初期受南朝葬制影响明显,贞观后逐渐转为唐制。各个地区均有特色葬制,如江淮区流行船形砖室,蜀中则是梯形砖室。双室墓或大型单砖室出现较少,前者可分为并列双砖室,应当算是单室砖墓的一种变形,后者往往与地方豪族或蛮酋甚至李唐王室有关,典型者如张九龄兄弟墓、万县唐墓和李泰家族墓。土坑墓在晚唐出现,与之相伴的是砖室墓的砌筑越发杂乱,用料越发单薄。土洞墓则在唐中期这一特殊时间出现,主要分布在峡江地区,偏远如闽中也有发现。在江西和福建、广东均发现了特殊的木椁墓。此外,船形砖室和方形砖室墓在淮河两岸的散布让我们看到了一条模糊的南北界线。随葬品基本可分为陶瓷器、金属器、玉石骨木器等,典型器物有碗盏类、罐类、壶类、盒盂和灯台等,基本以青瓷为主,偶见白瓷和三彩器,随葬陶俑和模型明器较少,神煞明器虽造型特殊,各有特色却也不多,值得注意的是木质俑类的出现,这不仅是复古,还可能与纸质明器一同代表着新时代下的葬俗趋势。在上述分区讨论的过程中,我们还应当认识到演变序列并非器物发展的规律,对墓葬遗迹的分析不能仅凭单一器物的特征而轻率断代,而应综合多种器物的类型学及地层学进行合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