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法律与习俗的关系,西方法社会学家大都持反映论的立场,即主张“法律不能改变习俗”,但中国1950年《婚姻法》对传统婚姻陋俗的成功改造提供了实践上的反例。因而,“法律不能改变习俗”的命题并不能绝对化,“法律能否改变习俗”应转化为研究满足了什么样的社会条件,法律才能改变习俗,这样的研究对于当今中国陋俗的治理更具有积极意义。本文意欲通过分析1950年《婚姻法》对婚俗改造的过程,揭示在相应社会条件的满足下,法律能够改变习俗。文章除引言和结语外,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法律不能改变习俗吗”这一问题。“法律不能改变习俗”是大部分西方法社会学家的立场,但从中国的法治实践状况来看,以立法的方式去改变习俗是党和政府常用的方式。西方理论与中国法治实践的不同,引发“法律不能改变习俗吗”的疑问。第二部分,引入极具改造色彩的1950年《婚姻法》。这一部分介绍了1950年《婚姻法》的立法背景、立法内容以及立法特点。第三部分,回顾1950年《婚姻法》的实施情况。结合时事资料,文章将1950年《婚姻法》的实施情况分为初步贯彻时期、深入贯彻时期和进入公有制时期三个阶段,分别分析《婚姻法》在这三个阶段的实施情况,以直观地看到婚俗改造的成效。第四部分,揭示“法律如何改变习俗”,即1950年《婚姻法》成功改造习俗的条件。通过分析婚姻法在实施过程中所具备的社会条件,可以发现它的成功是因为改造落后婚俗所需要的思想条件、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得到了满足。本文最终目的在于通过1950年《婚姻法》对传统婚俗成功改造的实例,说明“法律不能改变习俗”这一论断太过于绝对化,它只是某些西方国家法治实践的体现,并不具有理论普适性,从而对“法律不能改变习俗”这一论断的盲目迷信起到一定警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