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一群特殊的士族,他们从北方向南方迁徙,并在南方生存一段时间后,逆士族向南迁徙的大势,回归到被异族统治的北方。在这一北归士族群中既有太原王氏、清河崔氏、琅琊王氏等一流高门大族,也有陈郡袁氏、渤海刁氏、河东薛氏、河东裴氏等次等士族,更有河内司马、彭城刘氏、兰陵萧氏等东晋、南朝皇室成员。 这些士族的北归是通过主动逃亡和被动俘虏两种方式完成的,并且在当时形成了几次较为集中的浪潮。士族的北归是由多种原因共同促成的。东晋以降,在南方政权中门阀政治式微,皇权政治回归,士族在南方的生存条件恶化,再加上南朝政局动荡,朝代更替频繁,政治斗争残酷,这些原因直接导致了士族的北归。此外,北方少数民族汉化程度的加深、北魏对南朝不断增强的军事压力和南北朝对各自逃亡士族迥异的态度也对士族的北归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与其它士族相比,北归士族的迁徙过程曲折,北归后家族的发展充满了变数。有的士族在北归后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成为北朝一流的高门大族,而有的士族在北归后经几世辉煌便湮没无闻,有的士族甚至入北后就一蹶不振,悄然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在北归士族群中,太原王氏等士族选择了“中央化发展模式”,而渤海刁氏等士族则选择“土著化发展模式”。这些家族能因时因地制宜,制定适合自身特点的发展策略并坚定的加以实施,在北朝的发展都取得了成功。北归的琅琊王氏王奂一支却没有处理好两种发展模式之间关系,既没有成功的实现“中央化”也没有坚定的完成“土著化”,结果和其他士族一样逐渐式微,悄然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士族的北归,给中原带来了江南文化。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为了适应社会进步的需要,积极提拔任用北归士族成员进行汉化改革。在当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长期分裂使得南北方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学术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北归士族在北方身处北方文化的重重包围,经过一段时间后,在学术、风尚与日常生活等方面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北方化倾向。而于此同时,作为南方文化北传载体的北归士族又对北魏的礼制法系、政治制度、文化习俗进行着改造。这两种相反的趋势构成了一种互动。正是这种互动使得南北文化互相砥砺,融于一炉,影响着中华文化的趋向,为隋唐盛世的到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北归士族拥有的特殊政治身份也对南北双方军事斗争,特别是对边境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