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平正芳是战后日本政坛的一位重要政治家,对战后中日关系的发展也做出了巨大贡献。研究大平正芳的对华外交,可以一窥其“中国观”,也体现着日本国内政治和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本文旨在通过大平正芳对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态度变化,以及大平是如何判断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机成熟的这两个外交事例来分析大平对华外交的影响因素,综合比较大平正芳的“中国观”、国际环境、日本国内政治在其中的影响。在本文第二章,先对大平的“中国观”的形成和基本内容进行界定。在第三章,探讨1962年到1971年问,大平对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态度变化,从支持“重要问题案”和“台湾当局的联合国代表权”到反对日本作为“逆重要问题案”和“双重代表权案”的提案国,研究其影响因素。在第四章,探讨影响大平明确提出中日邦交正常化构想的因素,并研究其对华外交从个人政策构想上升为日本政府政策的过程。通过本文研究可得,大平基本的“中国观”有三点,其一是对中国古典文化的景仰；其二是对日本战争罪责的反省；其三是对中国重要性的客观认识。这些基本的“中国观”对大平的一些对华外交产生影响,但在他对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态度变化,以及判断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机成熟的这两个外交事例中的影响不大。国际环境的变化给予了大平对中国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态度以最大影响,而大平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机判断则是国际环境、日本国内政治特别是大平的竞选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综上所述,不可将日本领导人的“中国观”与其对华外交进行简单划一的判断,而将“中国观”作为其对华外交的唯一影响因素也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