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现代化建设道路跌宕起伏。乡村治理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最基本问题之一。如今随着工业化的渐趋完备和国家取消农业税政策的实行，乡村治理结构进入了政府扶持的良性发展时期。深刻剖析百余年来工业化历程中乡村治理结构的演变规律就显得及时和必要，也方能客观清醒的预见到未来乡村治理改革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说过：“事物的结构高于事物本身”。结构通常指的是事物的外部组织形式和内部的逻辑联系及其客观规律。本文从历史和社会变迁视角，结合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相关理论，通过对中国近现代乡村治理结构的剖析，梳理各个历史时期乡村治理的特定目标、组织结构和方式，旨在探究乡村治理的结构性转变的内在逻辑。近现代乡村治理结构其研究范围不仅仅局限于乡村内部组织结构，还应包括国家视野下乡村整体控制权及各个时代历史背景的分析。如果离开国家军事化和追赶型的工业化背景单纯地讨论乡村治理结构，是无法深刻探究其变化规律的。本文主要围绕“政治”和民间“自治”两种主要力量的相互控制和利用，以及它们如何共同作用于小农经济这一客观历史基础为视角，以乡村治理组织各主体的转变为线索，同时结合农业自身产业发展和工业化国家战略两个方面展开分析和论证。本论文通过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乡村治理首要的任务和目的是保证乡村有稳定社会秩序，如果没有统一的国家存在，乡村必然陷入被疯狂掠夺和自我防卫的高成本的内耗中。近代乡村土地分配不公，贫困小农家庭兼业尚难温饱；建国以后集体化重新整合分散的私有小农，奉献于国家工业化的积累和建设。但国家提取农业剩余的比例居高，长期集体化所形成的对农民财产的剥夺、激励和管理的失效，使得乡村较为贫困。改革开放以后，乡村集体经济在资金、人才等方面难以和国内外低成本大资本展开竞争；城乡和地域差距后又成为引发乡村流动的重要原因，低廉劳动力和低于社会平均利润率的粮食种植业长期支持着工业和城市的各项建设事业。当前，国家对乡村工作的重点是如何有效“反哺”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乡村。百余年乡村治理结构走过了传统村治的解体、新中国初期的集体化重构和改革开放后的乡政村治、政府扶持下的多元共治几个重要历史阶段。期间伴随着中国由传统的农业国转变成现代意义上的工业国家，国家安全得到了保证、国家整体综合实力增强。总体上看，乡村治理的主体有以下发展趋势：政府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小农在工业化进程中从被汲取者变为被扶持者；农民自治组织与经济联合体不断增强；宗族组织由强转弱进而走向传统与现代法制化融合；乡村精英组织从传统的单一乡绅知识精英发展到多种形式的新乡村精英。本文在对历史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对未来乡村治理结构的展望。改革开放以后，乡村行政职能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应协调处理基层组织关系，村庄内部的“两委”关系是政府“政治”和乡村“自治”的相互碰撞的交叉点，只有建立共同服务于群众的公仆思想和意识，乡镇政府由管理型转向服务型，才有可能化解种种矛盾。在当前各地地方政府大量征地和农民被城市化过程中，更应细致规划地方经济的发展道路，在保证农民获得合理征地补偿款的基础上，也不能以增加未来县级财政负担为代价，尤其不能让征地成为不发达地区弥补取消农业税后的县乡财政资金短缺的理由和借口，要积极稳步地推进农村社区化工作的开展。粮食种植关系国家粮食安全，是个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历史问题。在不能充分保证就业的前提下，必须始终保护补贴种粮农民的利益，在政府扶持下将来尽可能使得种粮农民获得平均的社会利润率。失地农民和农民工“悬浮”于城市和乡村之间，必须给予足够的政策扶持和人文关怀。潜在失业人口大量的积存城乡，长期内难以被城镇化吸收，贫富分化所引发的社会问题还可能会不断显现，新农村建设任务依然任重道远。本文各章标题设计以历史为序，分前近代、近代、新中国初期、改革开放几个时段。节标题设计依治理主体而展开，大致包括：小农（包括其背后的工业化演进的历史背景）、政府、地方精英（包括乡绅、宗族、村干部等）几个部分，小农和小农经济本身是近现代中国乡村的最为重要的基础特征，而对于小农的组织和小农经济的改造是近现代政府所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每一章的第一节均对此有论述，一则为叙述小农主体的变化，二则强调国家工业化发展的历史背景。每章结尾设计有简要的绩效与评价，旨在体现章标题之间的联系。乡村治理结构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但立足近现代历史方面的综合系统考察和研究并不多见。本文期望的创新点在于：通过大量的整理和比较现有的诸多研究成果和论著，通过典型的现实调查研究和实地走访，科学地分析和总结出乡村治理结构的各个历史阶段的发展特点与变化规律，体现出选题的创新、结构框架和研究内容的创新，并获得相应较为客观的结论，期望能从比较宏观和社会发展的视野给后来研究者提供某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