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的作品贯穿着暴力的图景、血腥的厮杀,这个作家特异的“残忍的才华”帮助其个人实现世相的洞穿,宣泄着自我的感悟与体察,呈示出一以贯之的悲剧意识。追溯悲剧意识的起源,不得不提及余华的个人记忆和阅读沉淀。童年的经历是作家的一笔财富,它作为余华的原始资源,复现在作者每次提炼和追思的进程中。作者的童年迎上了文革的尾声,文革场景片段化的印刻在作者的脑际,同时,余华的童年记忆是苦涩而孤独的,它充满着对死亡和疾病的熟悉,也伴随着亲情所施加的惩罚与欺辱。对现实境遇的体会、对未知映像的战栗,均让余华的童年充满着不安与恐惧。余华是一个勤奋的读者,川端康成、卡夫卡、鲁迅是作者写作上的导师,也是余华崇敬而尊重的巨擘。在这些大师的无形浸润下,在作者本人的叛逆思维中,余华渐渐的形成了自我的悲剧体系。他的作品辉映着他的悲剧意识,这可以从文本主题、作品人物、美学意蕴和叙事策略几个角度进行论证。通览余华的整体创作,可以发现苦难和暴力是小说的两大关键词。苦难是现实生活的常态,无论是生存延续的永恒挑战,抑或信心与希望的剥蚀,都在作者的文字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达。暴力是余华创作的标签,血淋的场景,肢体的厮杀,人与人原始的纠葛让作者设置的情节怵目惊心,充满视觉的震撼效应。余华从施虐角度和人性分析两个层面阐释了文本暴力成因,将暴力主题由平面白描转为深度考量。他所营构的人物,用自我的行走足迹反衬着悲剧的宏观效应,他们或是寓言式的人物符号,或是社会环境中的悲剧个体,都用自我的软弱承载着苦痛的肆虐,缺乏抗争意识让他们遁入悲剧的漩涡难以超脱。除却悲剧主题的选择,余华更从美学和叙事两个方面对悲剧意识进行补充。他在每一次的转型中都重视读者的阅读效果,去除陌生化的努力也让他建筑了作品与读者的桥梁,让审美同情在阅读的融入中有效开展。作者将唯意志论的哲学顿悟、道学的美学内蕴糅合在文字的表达中,无形映射了叔本华的消极悲观主义、尼采的酒神精神、老子的韧性智慧和庄子的妥协心态,让作品蒙上一层冷色调,复现着道学出世理念的负面恶果。同时,余华还自觉摸索中外经典名著的写作手法,用多种叙事策略阐释着他的悲剧思维。意象的精准摘取沟通了主客观的距离,化抽象晦涩为形象通晓；突破视阈真实,想象力的飞升可以精准的突围世相的表面装饰,用荒谬圈套直达逻辑和情感的内核；情节的丰富辉映着故事的可读性,人物的丰满、语言的日常经验化均有助于悲剧意识的开展；张力诗学的运用,将悲与喜、美与丑、笑与泪、真实与荒谬、抽象与简单抻展开来,对照互应中加大了戏剧冲突的呈示。综上,余华运用多种创作手段,联系自身经验、阅读、思索完成了悲剧意识的开展,承载了作者的责任意识,赋予了作品的质性内涵,值得在今后的学术课题中继续深挖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