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数量与资金价格是货币经济理论研究的永恒课题。在现实的货币政策调控过程中，我们也始终难以绕开以货币数量为目标还是以利率价格为目标、运用数量型工具还是价格型工具这些基本的问题。理论上讲，对货币问题的理解和分析可以有两套基本框架：一套基于数量，核心是讨论货币供给与需求的问题，关注货币的来源和流向；另一套则基于价格，核心是讨论利率及其传导。近年来关于数量型调控和价格型调控的分析在逐步增多，大家也经常会做一般性的讨论。但我们感到，对上述问题需要放在规范的理论、框架和模型下来分析，用经济学的语言来描述，而这也正是研究的价值所在。在本文中，我们将运用规范的经济学理论阐释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的基本框架，并对货币数量和利率传导效果进行实证分析，对量价调控和政策转型的现实策略进行研究。　　本研究主要内容包括：⑴理解数量型调控、价格型调控及其转型的基本框架。作为本文研究的起点，我们首先需要建立起一个基本分析框架，来阐释我们对货币数量、价格型调控及货币政策转型的基本认识。我们把“钱荒”和市场利率波动加大作为本文研究的起点。基于这个起点，我们通过层层设问的方式把问题引向深入。首先，市场利率波动受到不少短期因素相互叠加的影响，如税收清缴、假日现金需求增加等，还反映了市场与宏观政策之间的博弈，这些观点都有其合理性。但这些短期扰动因素和市场与政策之间的博弈以往也有，那么为什么今年会更多地以利率波动的方式呈现出来？要回答上述问题，需要关注近年来宏观经济金融领域的几个重要变化：其一是国际收支失衡条件下银行体系流动性偏多的格局发生了变化，中央银行主动供给和调节流动性的能力上升；其二是金融创新使金融机构对流动性变化更为敏感；其三是全社会债务融资需求上升较快，这在总量上会导致对银行体系流动性（基础货币）的需求上升，加剧流动性供求矛盾。上述三方面因素相互交织在一起，容易使流动性供求矛盾以市场利率波动的方式表现出来，成为市场利率波动加大的内在源起。在某种程度上，市场利率从本质上来看，是量和价的外在表现。这就会进一步涉及两个需要回答的问题：当流动性闸门开始真正发挥作用后，应该以流动性的数量为调控目标，还是应当以流动性的价格为目标，量价目标又是否可以兼顾？这些都构成了贯穿本文所需要问答的重要问题。由此，我们试图建立一条理解货币政策框架选择与价格型调控框架内容的逻辑线索，其中的核心基于Poole模型和Woodford框架。研究发现，转向价格型调控至少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是政策利率能够在不同市场不同品种和不同期限的利率间有效传导；其二是新的调控框架要有利于引导和稳定市场预期。⑵货币数量目标与利率价格目标能否兼得及如何选择。在上面给出的基本框架下，我们首先对货币政策目标的选择做更为细致的分析，这既包括规范性的研究，也包括对国际历史经验的剖析。我们以美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历史演变为脉络，大致梳理了一下美联储在各个时期的政策抉择原因及效果。研究发现，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动态演进是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相匹配的，尤其是宏观经济形势和金融市场的变化。在考察历史经验后，我们借鉴米什金（2011）有关货币市场框架分析表明，货币政策的数量与价格目标具有不可兼容性，中央银行往往只能侧重其一，而难以同时兼顾。为进行验证，我们对韩国、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进行了案例分析，发现在货币政策从数量型调控向价格型调控转变后，这些经济体货币市场利率的波动性军呈现明显下降态势。马来西亚等在转型初期曾试图兼顾量、价目标，但效果似乎并不太好，其间货币市场利率的波动性也显著大于其转型后期，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货币政策的量、价目标难以兼容。我们借鉴Poole理论的方法对中国的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检验显示，在两个不同的分析区间内，基于Poole视角的数量型调控框架要优于价格型调控框架，但随着时间推移，这种优越性也已经显著减弱。且在利率管制的情况下，使用Poole模型得到的结果有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价格调控框架的优势，高估数量型调控框架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看，进一步加强价格型调控的必要性显得更加突出。⑶利率调节和传导的效果分析。未来若要进一步强化价格型调控，自然需要对利率调节和传导的效果进行分析。在此之前，我们首先就金融创新对数量型调控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通过这些年的分析，我国的商业银行的发展轨道和美国在半个世纪以前的轨道类似。由于金融脱媒以及资本约束等因素的影响，中美两国的商业银行都在风险问题上有相似之处，主要是通过在市场主体的债务的增加而扩张的。但是，我国在风险偏好问题方面更强，同业业务的扩张的速度更快，我国的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的变动，使对基础货币数量进行调控的效果逐步减弱。由于同行业务的扩大发展，商业银行对市场中的资金的依赖度更大，对货币市场的利率的弹性表现为趋势性提升，这也就说明需要对基础货币价格进行控制。此外，还通过对比数量指标和价格指标对于经济增长和物价变化的情况进行分析，用其相应的反应程度说明数量型调控向价格型调控转变的内在逻辑。这也是对不同的政策和规则进行描述，看更加适用哪种货币政策。分时段检验显示，近年来可表征数量型货币政策的麦卡勒姆规则已变得不显著，货币供应量对物价预测的准确性也明显下降。这表明随着我国开始走上市场化发展轨道，金融业创新发展，作为主要数量型指标的货币供应量的信号的意义在下降，中介目标与最终目标的关联在减少。而运用类似泰勒规则方法进行的实证检验则有一些有趣的发现：首先，我国货币市场利率调整符合泰勒规则模式，把政策关注点放在对物价和产出变化上；其次，名义利率调整跟不上物价涨幅，也就是说利率可以用于反映产出和物价，但还需要通过其他方式进行宏观调控。⑷有关货币量价调控和政策转型策略的探讨。从全球新兴市场及转型国家的实践来看，货币数量作为中介目标的作用显著下降，但由于我国的金融市场难以实现快速发展等内在原因，完全基于价格型的货币政策无法一蹴而就。那么究竟采取什么样的规则是货币政策面临的重大问题。为研究这一问题，我们充分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构建转型时期的数量型和价格型工具相结合的混合型的货币政策模型，同时分析预期的效果。在此基础上对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并进行政策效果对比分析，也就是在经济的冲击下，将混合型工具规则和单一的货币数量的运行结果进行对比。实证研究发现，实施混合型货币政策从一定程度上可以对熨平宏观经济波动情况进行解释。所以，在经济处于转型发展时期，不管是采用哪种政策规则都无法达到最优的效果。但是，采用混合型的货币政策规则是较好的选择。也就是说，我国现阶段应使用数量型、价格型等多种工具，通过采用多种方式的组合，以保持宏观调控的效果。同时在外部环境方面积极采取措施，实现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改革，完善价格型调控和传导机制，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