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着眼于翻译研究领域中的“转向”问题，意欲探究“文化转向”和“译者转向”的特点及其联系，认为二者都是对翻译原创性的肯定，它们也都提倡翻译的多元化取向。 1970年之前，翻译只是语言学的细小分支，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随着翻译研究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语境的重要性，并开始关注翻译过程中的文化因素。直至1980年，翻译研究经历了历史剧变，苏珊·巴斯内特和安德烈·勒菲弗尔正式提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之后翻译研究不再明确区分文化研究法和语言学研究法。翻译过程受多种因素制约，译者在这一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译者的角色转变值得关注，道格拉斯·罗宾森因此提出了“译者转向”。但是目前还很少有人综合讨论这两个转向，这便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契机。 本文共分四章：第一章是本文的简介，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二部分对研究背景做一回顾，第三部分旨在说明研究的价值所在以及论文所要研究的核心问题，最后是论文的结构安排。 第二章围绕翻译中的“文化转向”展开论述，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界定了“转向”以及翻译中的“文化转向”。第二部分探讨了“文化转向”之前的翻译研究状况。第三部分是“文化转向”之后的翻译研究现状。“文化转向”之后，翻译被视为文化内部与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研究开始把研究重心转向文化多元化。作者在第四部分概括了浪漫主义的特点，并归纳出“文化转向”与浪漫主义的联系。浪漫主义的核心是具有创造性的想象力，想象力可以弥合相互对立的事物，促成新的整体。诗意文化倡导翻译研究承认异质性、杂合性以及多元性。 第三章的研究中心是“译者转向”，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译者转向”这一概念的界定。第二部分论及“译者转向”之前，翻译的目的是达到结构对等，译者只是实现这一目的工具。第三部分着重分析了罗宾森提出的“译者转向”。译者作为现实生活中的个体，具有阐释原文的权力。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可以采用修辞方法和伦理方法。第四部分分析了“译者转向”和浪漫主义的联系。根据“译者转向”的要求，译者要充分发挥其创造性，而这也正是浪漫主义所强调的个体主义的自我表述的自由。 第四章是本文的结论。“文化转向”和“译者转向”都摒弃刻板的结构对等，强调翻译的原创性。“文化转向”后，翻译研究开始关注影响文本产生的原语和目的语文化体系以及翻译和文化的相互影响，探讨翻译是在何种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发生的，并承认翻译的多样性。“译者转向”使得译者在面对某些特定的复杂环境时，可以诉诸自身的感受，运用诗意的对等，视情况不同采取适当的翻译策略。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充分发挥其创造性便使得翻译趋于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