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苏轼《净因院画记》之常形常理进行了探讨。研究中国绘画的独特性是一个很难的问题，说它独特是因为这世界上没有与之相似的绘画类型，因此在挖掘它的思想的时候，要在民族文化当中去寻找依据、语言概念和逻辑方式，同时又总是有被误读和缺失的时候，作为一门学问，这是我们应当注意和谨慎的。历代有关形与理的问题论述颇多，其中以苏轼最具代表性，对其进行有效梳理在今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苏轼在《净因院画记》中提出了“常形”“常理”的概念，本文以苏轼《净因院画记》为理论基础，以中国哲学和绘画思想为依托，集中分析苏轼常形常理的内涵和对于山水画创作的意义，尤其注重该观点与宋儒理学的关系，并通过苏轼的人生经历，分析了其与释道思想的联系，以及后来的山水画思潮和笔墨核心价值定位问题。苏轼以为事物有两种，一为“有常形”，一为“无常形”，二者又都具“常理”。他把“无常形”同道家的“无我”境界联系起来，着重于对文人画的发挥和推崇。但苏轼并不轻弃任意一方，或者说他在重神似的同时对“常形”“常理”表达了尊重态度，他的“常形”“常理”带有对自然万物的概括性原则。后世关于苏轼“轻形重神”的认识是对苏轼绘画思想的错误解读。苏轼也从不认为“无常形”高于“有常形”，认为“无常形”应以“常理”去进行把握与控制，他同时反对那种以“无常形”来欺世盗名的做法。本文以为“常形”“常理”在创作过程中应表现为一致性，这个一致性还应表现为与画家自身修养的一致性；作品的形象之于自然物象，知形是一个真伪问题；万物存在的自然之理之于主体，明理就是一个是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