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化量刑方法研究本文对量刑规范化改革所采用的量刑方法进行了评述。对规范化量刑方法,笔者认为,这套方法立足于纠正司法中的量刑偏差现象,力图实现量刑之正义,蕴涵的理念和价值目标值得赞赏,能够促进量刑公正之实现,值得加以肯定。然而,肯定量刑方法改革方向的前提下,要清醒的认识到,现行规范化量刑方法难言完美,还存在有待改进之处。正如学界所质疑,其在实现量刑实质公正方面存在局限性,以机械化倾向的形式表现出来。为此,笔者对机械化倾向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规范化量刑方法的完善路径。本文十五万余字,除引言外,共分为五章。引言部分介绍了选题意义、概念界定、研究思路和写作方法。第一章为“量刑方法改革概说”,对规范化量刑方法出现背景等内容作了简要介绍。首先,确定本文的研究前提,以量刑公正作为量刑方法的评价标准,对量刑公正内涵进行了界定,区分为形式公正与实质公正两个层面。其次,对传统量刑方法作出评价,估堆式量刑方法是量刑偏差出现之症结,不符合量刑公正要求,这也可视为量刑方法改革之动因。再次,对域外量刑方法进行介绍。通过对美、英、德、日等国的量刑方法研究发现,尽管改革模式各不相同,各国却在追求量刑精细化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深值改革之际的我国借鉴。而后,关于量刑方法改革,我国学界也在积极地探索,并涌现出多种新型量刑方法理论学说,最具代表性的是电脑量刑方法、数学量刑方法和基础刑量刑方法三种观点。这些观点对量刑改革很有价值,但也有着各自的缺陷,或是缺少正当性依据,或是偏执于“同案同判”,难言罪刑均衡。第二章为“规范化量刑方法之内容”,阐述了规范化量刑方法的内容,主要是确定基准刑、量刑情节对基准刑进行调节和宣告刑的确定方法。根据规范化量刑方法,第一个量刑步骤是基准刑的确定。过去研究中,基准刑与传统学理上量刑基准常常混为一谈,实际上二者内涵并不相同。还有,基准刑之确定根据为犯罪构成事实,包括基本犯罪构成事实和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二者分别对应基准刑中的量刑起点和增加刑罚量。另外,基准刑问题上也存在着源自量刑基准问题的点幅之争,根据量刑指导意见,基准刑应当是一个点,而非幅度。第二个量刑步骤是量刑情节的调节。值得注意的是,规范化量刑方法中的量刑情节概念较之传统理论上量刑情节有所区别,内涵有所限缩。就具体调节方法而言,单个量刑情节调节方法较为简单,关键在多个量刑情节对基准刑的调节。对此问题,规范化量刑方法将量刑情节划分为一般量刑情节与特殊量刑情节两类:一般量刑情节采取“同向相加、逆向相减”法;特殊量刑情节采取“部分连乘、部分相加减”的方法。无论加减还是相乘,量刑情节的调节都表现为一个比例,即比例刑的调节方式。本章还探讨了宣告刑的确定方法。首先,经量刑情节调节后,结果在法定刑幅度内,可直接作为宣告刑,具有法定应当减轻处罚情节的除外;若结果在法定刑幅度之下或之上,则分别以法定最低刑或法定最高刑为宣告刑。其次,在宣告刑确定过程中,包含着从轻、减轻处罚的多功能情节的判断方式有着明显变化,采取先定量、后定性的确定方式。再次,规范化量刑方法的定量分析主要针对有期徒刑,故对无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附加刑等刑种需进行刑种之间的转换。第三章为“规范化量刑方法之价值”,旨在肯定规范化量刑方法之合理性。本章从定量分析引入、并合主义刑罚观、促进量刑公正实现功能等方面论证了规范化量刑方法在实现量刑公正方面的特有价值。规范化量刑方法将定量分析引入量刑中来,并成为其区别于传统量刑方法的鲜明特点。定量分析是我国刑法学研究相对薄弱之处,于量刑领域却不可或缺,对定量分析的忽视成为传统量刑方法的最大弊病。反观规范化量刑方法,每一个量刑步骤都坚持进行了定量分析,体现出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思想,就实现量刑公正尤其是形式公正而言,可谓意义重大。报应与预防是刑罚价值观领域永恒的论题,也是任何一种量刑方法建构之理论基点。公正合理的量刑方法应当是兼采二者的并合主义立场。对此,规范化量刑方法坚持了报应与预防相结合的并合主义立场,并把报应刑作为刑罚之根本,为量刑公正之实现奠定了理念基础。量刑公正作为规范化量刑方法之价值目标,也是量刑方法的评判标准。本文论述了规范化量刑方法在实现量刑公正方面的促进作用,包括对形式公正和实质公正两方面的促进。第四章为“现行规范化量刑方法之机械化倾向”,对目前之规范化量刑方法进行了反思与批判,认为由于现行规范化量刑方法在设计上存在问题,对部分案件的实质公正之实现形成障碍,以机械化倾向形式表现出来。本章主要从机械化倾向之表现和原因方面展开论述。机械化倾向意味着部分案件中量刑实质公正之实现面临障碍,具体表现为量刑畸轻畸重、推行量刑方法流于形式、个案正义难以实现等方面。实质上,对机械化倾向的质疑是量刑个别化在量刑方法设计上之诉求,要求规范化量刑方法不仅要追求量刑统一化,更要关注量刑个别化之实现。究其根本,机械化倾向折射出规范化量刑方法在应对量刑情节评价问题上处理失当,定量化之后出现了“重罪轻判”和“轻罪重判”的失衡现象。这种局面的出现,是因为量刑情节本身具有相对性、部分量刑情节难以量化和量刑情节特殊的运行机制等因素影响。技术层面上,量刑指导意见在部分案件中操作困难,是机械化倾向出现的原因之一。这种操作不便,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体现在规范化量刑方法使用概念与学理上概念的混淆造成了混乱;二是在应对复杂案件时的繁冗流程,成为了技术上的障碍。机械化倾向出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法官裁量权受到了过于严苛的限制。我国刑事立法模式本身对法官裁量权就有着诸多限制,规范化量刑方法进一步压缩了其存在空间。事实上,原本能够通过法官裁量权来克服立法结构缺陷的可能性,也随着规范化量刑方法的推行相应减小。第五章为“规范化量刑方法之完善路径”,探讨了如何克服机械化倾向,完善规范化量刑方法。本章试图从量刑实证研究、量刑规则完善、法官裁量权救济、效力转变等方面努力,寻求量刑正义之实现。规范化量刑方法欲想臻至完美,离不开实证研究方法的支持。实证研究方法在总结法官经验、确定应然刑量方面有着独特优势,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既受刑法学研究传统之影响,又与实证研究所需数据之特别要求相关。因此,应由法院主导,开展试点工作,与学界积极合作,进行量刑实证研究。文本规则方面,本文提出,首先应补充量刑规则之欠缺部分,即缓刑适用、罚金刑适用、数罪并罚规则等内容。其次,应当改变“部分连乘、部分加减”的量刑情节调节方法,采取“同向相加、逆向相减”方法。还有,重视法官裁量权之救济功能。规范化量刑方法不仅规范法官裁量权,其正常运行也有赖于法官裁量权。因此,应通过法官裁量权来弥补规范化量刑方法之不足,具体而言,阐述了地域化权限、符合常识常理常情要求、衡平量刑结果等方面内容。目前,规范化量刑方法之效力属于“强制性适用”。本文主张,无论是从渐进式量刑改革方式,还是从量刑改革目标定位考虑,都应改变其效力为“建议性效力”,并对适用例外情况加以限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