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安妮·普鲁以地域特色、生态书写闻名于世,至今已近九十高龄,仍笔耕不辍。她创作的十多部作品,表现出对传统、自然、地域等关键词一以贯之的关注。在安妮·普鲁的生态王国之中,丰富的动物意象既是自然风景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具备深刻的生态内涵,传递出作家的多元价值观念。全面把握普鲁的动物书写能够重新审视在不同生态维度内人与动物的关系,深入作家普鲁的伦理意识,展开现实语境下人与动物伦理新型秩序的期待。本文选择安妮·普鲁三部生态色彩浓厚的作品《船讯》《老谋深算》《树民》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展开文本研究,归纳研究作品之中的动物问题与生态伦理表达,结合后殖民生态理论、创伤理论展现文本中人与动物所共同面临的伦理困境和伦理选择,全面挖掘作品中的生态伦理思想。本文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正文分为四章。绪论部分简述选题的缘起,对普鲁创作情况、研究现状等内容做出相应的梳理,对文题所涉及的概念术语予以界定,阐明文章的研究意义、方法与创新之处。第一章分析普鲁小说中动物的主要谱系与文本呈现。普鲁将诸多复杂问题的思索聚焦于文本中的动物、人与动物的关系上,通过动物意象的描绘以及人类与动物相处方式的阐释来构建表层情节结构,二元对立是普鲁式动物书写的典型特征:一方面,动物形象分化出生命主体和文学符号两个阵营,表现了普鲁动物形象谱系的多样性;另一方面,人类与真实动物、符号动物轮番交锋,演绎出“看与被看”和“和谐共生”两种伦理关系。这样的文本呈现形成了普鲁独特的动物书写风格,能够向自然书写发力,也能够在整体生态视域下自省和批判。第二章论述普鲁小说中的动物书写与生态诗意栖居伦理,在安妮·普鲁的作品中,动物生存危机的演化与人类诗意栖居理想的重建是正相关的,它们构成一条双线程的叙事线性线索。当动物暴力书写成为人类被阉割理性意志的鲜明指认,一个关于诗意栖居的理想同样面临陷落。在这个意义上,人们于动物生存困境之中预见自身前途的危机,选择重建伦理意识,积极探寻保护动物的策略机制,令诗意栖居理想复现。动物的存在对生态秩序重构有着重要的作用,即动物能够升华人类的栖居理想升华:一方面,动物伙伴的陪伴带有治愈性,让人物走出创伤记忆,摆脱秩序混乱,完成秩序重构;另一方面,神性动物显示出一种超越性,它们复写了自然的神圣色彩,启迪人物建立起一种与自然在情感维度上的“生态共鸣”。第三章把握普鲁小说中的动物书写与后殖民生态伦理。后殖民生态视野下的动物再现难以摆脱“他者化”的再现形式。这一方面是殖民者动物化隐喻的指认,使得他们变成了殖民者欲望凝视下的另类。另一方面让印第安原住民陷入了身份危机,他们的文明无所依傍,被帝国话语一再消解、颠覆。其次,物种秩序的失衡是作品后殖民生态伦理的又一症候,作家主要以两种形式反映这一症候:其一,通过书写人类暴行,阐释殖民统治下强烈的非理性意志,其二,借助文本中的动物寓言,指向资本开发与权力规训在后殖民地的贻害。最后,生态危机在另一个层面向入侵者的自我同一性发起了挑战,在“入侵”与“守望”的伦理冲突中,自然形象不再是入侵者眼中用暴力统治就可战胜的,迫使入侵者及其后代在后殖民时代反思“前途何在”。第四章聚焦普鲁小说中的动物书写与生物共同体伦理,在文本内外两个世界探究安妮·普鲁的生物共同体意识。就文本内部而言,安妮·普鲁在能够正视人的动物性的同时也对动物充满同情,这与动物福利论的伦理主张不谋而合,尽管其伦理观也存在生态保护策略“乌托邦”化、动物形象他者化的局限性,但是三部作品形成了一部动物伦理发展年鉴史,成为现代社会动物伦理发展脉络的镜像观照。在文本之外,普鲁的动物书写提供了新的伦理指南,它首先要求现代社会能够建立起多维开放的人类认知体系,正确看待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的对立并重新审视种种动物问题,其次展望了一种和谐共生的动物伦理秩序,这要求人类完成”去人类中心化”的艰难转型,从而拥抱生物共同体的新理想。结语部分指出,安妮·普鲁一个心怀热忱的“动物发言人”,她在作品中创造出了由多样谱系打造的独特动物世界。安妮·普鲁笔下的动物是诗意栖居的参与者,是后殖民生态问题中动物化的隐喻,也是生物共同体语境下一种崭新生物观的昭示。生态诗意栖居伦理、后殖民生态伦理和生物共同体伦理阐发了三个维度的生态伦理问题,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这三个层面一一对应。它们各自独立又有所交叉,显示出由自然至社会及至意识形态领域的螺旋性上升。从现实角度而言,动物书写是介入普鲁生态研究大主题下的小切口,有助于探寻更加真切有效的生态解困之道。从研究角度而言,动物书写可以将更多服膺于生态写作的作家作品中的动物意象群加以归纳、整理、分析研究,把握其中的共性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