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主体以其经济实力的强弱和履行给付义务意愿的信赖评价为基础而享有利益的保有、利用、处分和维护的权利,即为信用权。信用权是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一项独立的人格权。互联网科技、区块链技术、大数据等新科技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使得权利主体可基于其信用在银行、互联网金融等金融机构直接或间接地获取信用利益满足日常生活和经济交往的需要,这说明多领域已经产生了基于数字时代的普遍信用利益。伴随人们逐利心的驱使,信用侵权现象屡见不鲜,而我国至今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信用权,在法律规定上处于空白状态。信用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利益冲突,民事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时枉顾道德的底线损人利己,加之信用法律制度不健全,未能有效地保护信用并惩罚失信行为人。司法实践中司法裁判没有明确的判决依据,只能间接保护信用利益,且对信用保护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无法提供周全的解决办法。我国是制定法国家,司法判决是法律运行的结果。法院在信用侵权案件中基本不会出现认定侵犯信用权的情况,即使出现承认信用侵权的判决,也不会当然作为下一次审判的依据,这就无法从法律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中保护信用权利。我国正在法治社会的道路上攻坚克难。法治社会首先是诚信社会,没有法律的强制要求,人们显然不那么重视信用的积累。如此一来,社会的信用文化和信用意识就会缺失,诚信社会就无法形成,法治社会建设就会受到阻碍。当信用从应然权利上升为法定权利,相应的义务随之而来,全民形成信用意识的同时积极履行信用义务,信用的积累也就不再是难题。信用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充分保护信用权益是其价值所在。信用权利首先要在人们意识中扎根才有可能被保护,信用权才能真正奏效,体现出其价值。然而,社会公众对于权利最初的认识,往往始于国家制定成文法对权利进行权威具体地规定,而后自上而下地普及这项权利,才能指引人们预测并评价自己与他人的行为。如此一来,人们不但能够运用法律保障自己的权益,也是对侵害他人权利行为的一种约束。这也是信用权法定化必要性和可行性的现实意义之所在。所以,在法律上确立信用权的独立地位,守信者即可运用权利保障自己最大的合法权益,司法实践也能找到法律的依据,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也将受到支持和鼓励,这既符合法律的精神也是法律的应有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