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在跨文化交际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由于不同的文学翻译目的,译者往往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和方法,翻译目的是翻译中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汉斯·威米尔(Hans Vermeer)提出翻译目的论。目的论(Skopostheorie)在两个方面对翻译有较大的贡献：一是译文的充分性,二是强调译者的主体性。翻译的目的有时来自客户的需求,赞助商的要求,或者译者的意愿。归化和异化是两种相反和互补的翻译策略。归化和异化的讨论成为了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翻译理论家和学者讨论的热点话题一。归化在翻译界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异化是德国学者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在1813年提出的。在此基础之上,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在其著作《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中,倡导异化翻译,以此提高译者的地位和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的地位。归化是以目标语言文化为归宿,异化是以源语言文化为归宿。归化和异化是互补的翻译策略。本文从目的论的角度看《红楼梦》两英译本的翻译策略。作者将对红楼梦的两英译本在物质、社会、宗教、生态和语言五个方面文化负载词的翻译进行比较。从比较中发现,杨宪益的翻译更多采取异化翻译来处理带有浓厚色彩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词语和句子。他的译本更多地传递了中国的传统文化。霍克斯更多采用归化翻译来处理那些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词语和句子。对于西方读者来说,霍克斯的译本更通俗易懂,但从中不能欣赏更多的中国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