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研究英国圣公会传教士慕雅德(Anhur Evans Moule,1836～1918)的档案和著述,从人文地理、历史事件、文化宗教三个方面详尽梳理他对晚清中国城市、政治事件、社会文化、宗教习俗的观察和评述,阐明其观点的价值和影响。慕雅德近距离接触中国各阶层人士,以其独特的家庭背景、社会背景、人生经历、个性特征和宗教取向,观察晚清中国。本文旨在从他者视角重新审视和评论晚清中国,为中外学者对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些许借鉴。慕雅德深入地探寻,忠实地描述了晚清时期的宁波和杭州,向西方读者呈现中国城市的文化古韵、风土人情和历史脉络,传递他的中国观。同时,对宁波和杭州的“深度接触”也为他深入了解晚清中国奠定了基础。慕雅德亲身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探究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发韧、兴盛、衰败及影响。他对太平天国的总体评价是：太平天国运动给中国民众带来了恐慌和灾难,其破坏性大大超过了建设性,实质上是一场依托西方宗教而兴起的农民运动。虽然,慕雅德对这场运动的总体评价是负面的,但他敏锐地发现这场运动的积极意义。中国近代内忧外患,在与西方力量角逐中,逐渐觉醒,爱国主义成为现实。其中有一股思潮积极寻求变革,试图借助西方宗教找到挽救中国的道路。慕雅德揭露了鸦片历史和中英鸦片贸易的本质,抨击西方关于中国鸦片久已有之的谬论,指出中英鸦片贸易政策的改变可能对中英印三国带来的影响。他参与反鸦片活动,其主要动力来自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鸦片对基督教在华传播构成的障碍。慕雅德等传教士的反鸦片运动及其关于中英鸦片战争的评论,为我们重新了解中英鸦片贸易和传教士在反鸦片运动中起到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论文研究了慕雅德对明末清初和清末两次“礼仪之争”的评述,揭示他对中西文化诸多层面的理解,对当时西方传教士对“礼仪之争”的不同理解和态度的渐变；对中国宗教、迷信和风水的探究,对基督教在中国步履艰难之现状的剖析；对中国科举制的评判以及今后改革之策略。慕雅德对中国礼仪的态度基本上经历了从抵触、审视到宽容理解的转变过程。他在对中国本土文化从初识到理解的过程中,产生了感情认同,这影响了他在中国的传教策略,也是他采取“文化适应”、“孔子加耶稣”传教方式的主要思想依据。作为英国圣公会华中区的会吏长,慕雅德以50年的中国观察,向西方读者介绍了他对晚清中国的认识和看法,传递了他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和精神的理解,虽然不乏基督教文明至上的偏见,却极大地促进了西方对中国的了解,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功不可没。他以敏锐的眼光洞察晚清中国之弊端,潜心研究中国礼仪与文化,探讨这个东方古国在危难之际依然生生不息的深层原因,并高瞻远瞩,乐观积极地看到了中国在觉醒和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