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格局在新技术革命背景下发生新变化,发达经济体出现反全球化趋势,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经济体开始崛起。经历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历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加快了中国对外开放的进程,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一带一路”倡议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伟大实践和转型发展理论的重大创新。实施“走出去”战略是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国际直接投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拐点。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缓慢,全球经济产业结构深度调整,全球国际直接投资由稳定性增长转变为波动性增长,由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主导转变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拉动。跨国公司重构全球战略布局,研发创新效率提升,创新性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跨国公司投资青睐的领域。全球产业、区域投资格局和各国投资政策正在发生深度变化和重大调整,为中国引进外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布局提供前所未有的机遇。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性的直接投资主要输入国和输出国,以及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456.7亿美元,列世界第二位,首次超过实际使用外资1262.7亿美元关口,成为国际直接投资净输出国。西方经济学中国际直接投资主流理论,解释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现象的理论,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对中国双向直接投资发展的解释都存在局限性。本文综合国际直接投资、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的相关理论构建独立的分析框架,继承和集合各单项理论,具有系统性、整体性与逻辑性,是发展中大国引进与对外直接投资理念和理论的新集成。本文构建涵盖理论探究和现实分析的中国双向直接投资发展研究框架。从中国双向直接投资发展客观事实出发,总结主要发展特征,梳理主要发展阶段与路径,围绕中国双向直接投资平台型国家讨论其发展机制与思路,结合中国双向直接投资发展实践经验,落脚于规制体系的建设与完善,是中国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机制理论研究的新突破。中国双向直接投资发展路径的研究,是对我国引进和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历程、现状和趋势的新表述和判断。本文提出中国双向直接投资发展路径主要分为韬光养晦、主动发展、战略性发展三个阶段,逐渐推动双向直接投资平台型国家的形成,打造“引进来”与“走出去”并举的新格局。中国双向直接投资发展机制的探究,分别围绕平台型国家主体及其企业主体展开博弈分析,从企业、产业、地区和国家的层面系统地刻画中国作为平台型国家引进与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机制和投资策略。为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继续扩大对外开放,拓展国际经济合作,协调区域发展,实现互利共赢、多元平衡等提供依据。论文以平台型国家为主体,从国家层面展开中国双向直接投资发展机制探究。构建博弈模型,剖析中国与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的双向直接投资策略。国际直接投资有助于深化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本文在产业内贸易理论的分析框架,将中国与发达经济体双向直接投资的分析落实到产业层面,具体分析中国与美国产业内的双向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走出去”战略促进中国企业国际化,是中国作为双向直接投资平台型国家发展的核心环节之一。从企业层面展开中国双向直接投资发展机制研究,是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发展规律的新表述。观察中国企业国际经营策略从个体到群体的演化博弈进程,发现中国企业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推动“走出去”战略。政府激励对中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投资策略的博弈分析,说明中国作为平台型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国有企业优势明显,政府激励对民营企业的推动作用更大。从地区层面拓展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机制的研究,全面分析国内各地区双向直接投资与企业创新的耦合机制。以耦合协调程度为依据,形成对应的开放政策和创新研发等政府激励,因地制宜地推进国内各地区企业“走出去”,推动平台型国家的发展。这是对平台型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机制的新概括,“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推动中国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进程。本文结合国际直接投资规制体系,提出治理与完善中国双向直接投资平台型国家的对策建议。中国通过创新外商投资管理体制,建立促进“走出去”战略的新体制,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满足“资本走出去,资产带回来”的市场需求,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中国双向直接投资发展路径与机制的研究,有助于从总体上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辩证理解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引进与对外直接投资的超越性和连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