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由来已久，但对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却也只是近些年来的事，而且非常有限。传统的翻译研究注重文本对比和翻译标准的厘定和遵守，偏重研究语言转换过程中意义的精确传达，或多或少拘泥于翻译活动的内部因素，倾向于认为语言是透明的，翻译不涉及价值判断，完全忽视了文本生成过程中种种外部条件的制约。这种研究方法现在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近三十年来，翻译研究的视点已从语言文本转向翻译与社会的关系。Bassnett与Lefevere90年代初便提出了“文化转向”的口号。随着文化学派的兴起，文本生产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本文的研究主题是文学翻译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理论来源主要是文化学派的勒菲弗尔和巴斯内特的文化构建理论，研究背景是中国历史上的晚清时期。传统的翻译研究主要集中在比较文学方面，这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拟以意识形态为重心展开对翻译更为深入的讨论，从意识形态这一视角探讨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将选取中国历史上晚清的翻译活动为例：从待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及译作产生的结果等方面论述意识形态在翻译活动中施加的影响；并同时探讨翻译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尝试进一步解释翻译与意识形态的本质关系。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去动态地、联系地而非静止地、孤立地研究翻译，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范围，开辟了翻译研究的新领域，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可以进一步让我们认识翻译活动的本质和译者的能动作用及所受的限制，对翻译理论研究和实践都有重大的意义。这种研究把翻译与政治相联系，其崭新的视角和犀利的批判锋芒给翻译理论带来了新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从外部研究的角度探索翻译在文化、政治、历史中的作用，也是翻译学科与其它人文科学进行的一次有益的交流。本论文研究意识形态与翻译的互动关系，共有四章。 绪论部分介绍本论文要研究的问题及其背景和意义，给出了本文的研究方法。 第一章文献综述。首先评述了以原文为中心的传统翻译研究模式，指出其局限：然后介绍了译界的“文化转向”，回顾了前人在意识形态与翻译问题上的研究，重点介绍了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的翻译理论。勒菲弗尔提出，翻译是重写，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是影响翻译的重要因素。不仅如此，本章还回顾了中国近年来的相关翻译研究，指出成果和不足。 第二章分析了意识形态和翻译的关系。近年来的相关研究拓宽了翻译研究领域，深化了人们对翻译本质的认识，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关键是意识形态的概念不够明确。虽然“意识形态”本身就很复杂，对它的研究也多种多样而无定论，但在进一步研究它对翻译的影响之前，对它作一番研究和说明是必不可少的工作。本章回顾了“意识形态”一词的来源和发展，明确了它在本文中的含义。 第三章论述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翻译策略包括前期的选材和译者决定采取的翻译方法，如归化、异化等。本章以晚清翻译史实为依据，分析了意识形态对翻译选材的影响，探讨了译者的翻译动机、文化态度和其选择的翻译策略之间的关系。 第四章论述翻译对意识形态的影响。 最后是结论和建议。 通过对翻译中意识形态因素的考察，我们得出结论。翻译活动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纯语言转换，而往往与意识形态、政治、权力紧密相关，形成一种同谋关系。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操控着翻译，影响着翻译过程的各个方面。而翻译同时也生产着意识形态。从意识形态的新视野探讨翻译活动，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扩大了翻译研究的研究领域，使翻译研究的重点从文本内部走向文本外部，从注意忠实原文转向探讨译文的变形，可以让我们进一步认识翻译活动的本质和译者的能动作用及所受的限制，对理论研究和实践都有重大意义。但我们也要注意，无论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是那么深远而广泛，从本质上看，这种影响仍是相对的、在一定程度上的，而且这种影响经常被译者超越。因此，本文建议：1)在认同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巨大的影响的同时，我们要避免将这种影响绝对化。2)翻译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有独立的地位。翻译研究不能片面绝对，不能以内部研究统领翻译研究。翻译研究不仅要从微观上研究影响翻译活动的内部因素，也要从宏观上探讨影响翻译活动的外部因素，这才真正是对翻译全面的研究，也有利于翻译学这一独立学科的构建。3)长期以来，翻译批评领域里有一种不正确的倾向占据了主导地位，即：人们一向满足于对翻译作出规定性的结论，认为翻译的最高评判标准就是忠实，这就使人们不太注意翻译的文化历史价值。因此，翻译批评需要采取一种更加成熟的方法来观察和分析。只有在一种更加先进的理论框架中，即关注译本存在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讨论译本存在的合理性，才能使翻译研究深入下去。本论文在老师悉心指导下完成，所做的也只是粗浅的工作，受作者能力所限，很多观点尚不够成熟，敬请读者和各位专家予以批评和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