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激励从2006年开始在我国应用后,越来越多企业开始将其引入经营,用于缓解委托代理问题、激励并留住企业人才,其实施范围越来越普遍。而限制性股票因其可以对管理层出于个人利益而随意行权的行为加以限制,逐渐发展为最常见的股权激励形式。然而,股权激励的激励效应也可能会滋生出管理层在个人利益驱使下的机会主义行为,对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通过盈余管理达到解锁业绩条件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行为。而解锁业绩条件的设置会对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产生影响,现有研究主要将多种解锁条件联合起来,或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分为激励型和福利型,来研究其对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但鲜少有文章针对限制性股票解锁业绩条件中的业绩考核基准来研究其对盈余管理的影响,而业绩考核基准的类型又会影响企业实施盈余管理的入手角度和具体手段,所以对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中业绩考核基准的设置对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进行研究,将具有重大意义。本文采用双案例对比分析法,选择基蛋生物（603387）和健帆生物（300529）作为案例公司,2家案例公司处于同一行业,经营状况和业绩水平相当,且均于2017年推出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售期均为3年,分别以扣非净利润和营业收入为解锁的业绩考核基准,业绩考核基准为二者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唯一不同因素,适合作为本文的案例公司进行对比研究。在阅读相关文献及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对2家案例企业盈余管理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发现:在解锁限制性股票作为盈余管理唯一动机的前提下,基蛋生物各年扣非净利润指标刚好达到解锁标准,且采用的盈余管理手段种类丰富,从营业收入、酌量性费用、长期待摊费用和资产减值的角度进行向上盈余管理,盈余管理情况较为严重;而以营业收入为业绩考核基准的健帆生物,各年营业收入指标远高于设定的解锁标准,且仅在信用政策调整方面存在轻微盈余管理迹象,在费用结构与投入、资产减值的计提与转回,以及投资收益等常见的盈余管理措施方面均可以排除其盈余管理的嫌疑,盈余管理痕迹较少。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中的业绩考核基准会影响企业盈余管理的可选手段,当以扣非净利润为业绩考核基准时,企业可以从收入、费用、非经常性损益等多方面进行盈余管理来达到解锁条件,可供企业选择的盈余管理手段较为丰富,实施盈余管理较为容易;而以营业收入为业绩考核基准时,则只可从营业收入这个单一的角度去实施盈余管理,可选手段较少,盈余管理难度因此有所提升。所以在不同的业绩考核基准下,企业可选的盈余管理手段种类存在差异,进而盈余管理实施的难度也会有所不同。最后为上市公司、证券市场及政府等相关机构提出建议:上市公司在制订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时应根据公司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业绩考核基准、目标业绩增长率等,同时根据所选业绩考核基准增加一些附加指标来对真实盈利能力做出额外要求,以限制盈余管理;而政府及市场应提高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实施门槛、加大监管处罚力度、完善事前事中事后监督等来提高企业盈余管理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