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诗集传》，承欧阳修《毛诗本义》、苏辙《诗集传》、郑樵《诗传辨妄》之余绪，黜《毛序》而自创新说，是《诗经》宋学的集大成之作，成为继《毛传》、《郑笺》之后中国古代《诗经》学史上又一里程碑著作。 从《诗集传》的写作过程来说，朱熹最初治《诗》属于《诗经》汉学体系，所作《诗集解》依《序》说诗。随着朱熹自身理学思想的发展和《诗》学体系的确立，加之受到郑樵等废《序》派的影响，朱熹逐渐将《大序》与《小序》别而辨之，并作《诗序辨说》对其进行论辨，以至将其早期所作的《诗集解》经过删改而更为《诗集传》，弃传统的《诗经》汉学，公然废《序》说诗，并博采众家之说，更加注重从文本本身说诗解诗，并提出“淫诗”说的《诗》学观点。 朱熹前稿《诗集解》向后稿《诗集传》的转变受到了诸多因素的影响。首先，宋代疑古惑经的学术风气对朱熹《诗集传》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第二，宋代诸家《诗》说对朱熹有极大的启发，尤其是宋代废《序》派的《诗》学观点对朱熹自身《诗》学思想的发展和后稿《诗集传》的解《诗》原则和方法都有巨大的影响；第三，朱熹自身理学思想也深刻影响了后稿《诗集传》，其中朱熹对刺诗的改造更是朱熹以理学思想规范并申说诗义的集中体现；第四，朱熹深厚的文学素养和他一贯重视文本的读诗方法，都是朱熹能够从文学角度解《诗》的深层原因。正是由于朱熹从文学角度解《诗》说《诗》，最终使朱熹发现并正视了情诗在儒家传统经典《诗经》中的存在，并大胆提出了“淫诗”说，极大的启发并促进了后世的《诗经》研究。 从《诗集解》到《诗集传》，朱熹终于从尊《序》走向疑《序》，由疑《序》走向废《序》，最终废《序》解《诗》，自立新说，确立了以文本为主的解《诗》方法和原则，跳出了《诗经》汉学呆板的解《诗》体系，成为活跃大胆的《诗经》宋学的典型代表，为《诗经》学的发展开拓了新的道路。 朱熹《诗集传》始终未突破传统经学的樊篱，在文学解诗上有着不彻底的一面，但在中国古代《诗经》学上却具有重大意义，使《诗经》的文学性终于从经学的迷雾中探出头来，为以后《诗经》研究开拓了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