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期间，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8以下，人口自然增长率保持在6‰以内，且增长速度呈逐年降低的趋势，人口增长势头减弱。至2010年末，我国大陆总人口为13.41亿人，计划生育政策成绩斐然。然而，继人口总量矛盾得到有效控制后，“十二五”期间，我国人口结构将面临重大的转折期，老年人口将出现第一次增长高峰，老龄化加剧，导致人口抚养比在经历之前40多年持续下降后开始转为逐渐上升，“人口红利”逐渐演变为“人口负债”，给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带来严峻挑战，人口结构性矛盾成为新时期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为迎接新时期的新挑战，对人口问题的学术研究应从之前以运用人口红利解释我国经济近几十年高增长之谜为主的趋势，转变到研究人口结构变化趋势、量化分析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及其对策上来。为此，本文以构建人口动力学方程预测人口结构变化趋势为基础，以搭建反映人口结构与GDP增长速度关系的宏观模型为抓手，量化分析了未来人口老龄化趋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从财政金融政策、产业政策、人力资源政策和养老政策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建议，统筹协调，采用综合性的公共政策措施，构建有效的全面涉老政策体系，积极解决老龄化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本文的主要结论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将由2010年的8.87%上升至2050年的24%至32%之间，老龄化将是一种必然趋势，因此正确的态度应是采取措施积极解决老龄化带来的挑战，而不是回避现实，寄希望于研究可避免老龄化的各种措施。另外，我国当前的总和生育率远低于可持续的更替水平，在保持2010年低生育水平情况下，我国2050年的人口总量将下降至11亿以下，且少儿人口占比将低至8%，而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将高达32%，由此可能产生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因此人口生育政策必须适时适度调整。同时，文中指出，调整人口生育政策在2050年前仅能降低老龄化的程度，但不能改变老龄化的趋势。二是，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人均资本、社会生产技术水平是决定人均GDP增长率的三大关键性因素，三者合计能够解释人均GDP增长率中67%的变化，解释能力相当强。就三大因素对人均GDP增长率的独立解释能力而言，经检验，每个因素在统计上均是显著的。三是，在1995年至2010年间，人口年轻化因素累计使人均GDP增加3.94%。但在2011年至2050年间，人口老龄化因素将累计使人均GDP相比2010年降低7.36%，人口负债效应将非常显著。为积极应对老龄化挑战，文中分析了人口年龄结构、人均资本和技术水平三者间在影响经济增长状况方面的替代关系，以此为基础明确指出了克服老龄化难题的政策方向，并提出了进一步改善我国人均资本和技术水平状况的各种措施。与已有的公开文献相比，本文在人口与经济问题研究方面的特点鲜明，创新性强。首先，本文首次量化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具体影响程度，而不是仅仅针对变化趋势作简单的定性判断，也不是仅仅停留在运用人口红利解释经济高增长上；其次，本文所构建的关于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宏观模型简洁明了，避免了大量假设，可靠性增强，且对实际经济的解释能力突出；三是本文将总和生育率作为政策控制变量分析预测人口变化情况，这既克服了将总和生育率作为随机变量处理时的复杂性和随意性，降低了问题分析的难度，又为研究人口政策方向提供了有力的工具，提出了可靠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