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的全球化使得媒介的跨国交流已经成为常态。在这个背景下,外国记者和新闻机构作为承担国际信息流通的特殊群体,对于一国舆论安全的维护、国际形象的塑造以及对外宣传工作均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了对驻华外国记者和新闻机构进行有效的服务与管理,从1981年我国第一部暂行规定的颁布,经历1990年的严格管理与2006年的变革阶段,直至具有里程碑意义的2008年新条例出台,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4部制度贯穿了我国对其的管理历程。同时,各国也都依据本国情况对驻本国外国记者和新闻机构设立了不同的管理方式。一方面,本文在梳理我国针对驻华外国记者和新闻机构所制定的具体的4部管理制度的基础上(第一章),通过纵向比较与分析每部制度的社会背景,探讨“新条例”的进步意义(第二章);另一方面,本文以美国为核心研究对象,在概览部分其它国家关于外国记者和新闻机构的管理方式之后,从管理对象、管理部门、重点管理环节以及对非法采访惩罚处置四个方面进行横向比较(第三章),并得出我国与其他国家管理制度的异同及该异同存在的合理性(第四章)。通过分析,总结出管理制度差异原因来源于各国在政治体制、意识形态、文化与经济开放程度、相关法律的完善程度以及中西报道理念等方面存在的不同。而无论是新闻领域看似自由开放的国家,还是一直以来都相对封闭的国家,各国共同规制的原因则是基于在媒介帝国主义的大背景下,舆论安全成为了所有国家均十分重视的国家安全的一环。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关于“新闻的意识形态”以及“新闻自由”的认识与论述都很好地阐明了管理驻本国外媒的出发点以及必要性。尽管2008年“新条例”在许多方面为当时的业界与学界人士称赞,认为其是对外开放在新闻领域的进一步深化。不可否认“新条例”的确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是基于互联网和移动数字技术发展起来的新媒体,依靠其技术优势改变了记者采访报道的方式,从而使得我国现行管理制度无法与新媒体时代的种种变化相匹配。基于此,笔者在第五章分析了新媒体对批准许可制以及采访活动限制的消解作用,并以外媒中文网现状为例,强调我国需要重视互联网背景下外国记者在华采访报道的新现象并加以立法管理。基于对以往管理制度的纵横向比较以及新媒体对相应限制产生消解作用的分析,笔者在最后一章对改进我国现行管理制度提出了五大建议:1.通过改进制度理念的话语表述建构开放框架;2.改进非法采访处置的措施与程序;3.适当放宽采访所需通讯设备出入境的限制;4.将新媒体背景下出现的全新的新闻从业人员纳入管理对象中;5.重视在华外媒新闻作品发布环节的管理。总之,在进一步增强驻华外国记者和新闻机构管理制度的服务性的同时,将新媒体所带来的变化吸纳其中。提高政府人员将驻华外国记者视为对外宣传重要载体的对外宣传意识,学会在开放的框架下有效地引导外国记者客观报道中国,从而使我国的国际形象通过“他塑”得到积极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