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商品经济迅猛发展,各种新型的营销模式应运而生,传销活动就是其中之一,较之其他营销方式而言,因其自身特点和外在多种复杂因素刺激下迅速蔓延,成为我国市场经济秩序下的一大毒瘤。故刑法修正案七把传销活动中严重社会危害的部分规定为犯罪,从此传销活动纳入刑法规制之中。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即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就该罪而言,对于什么是组织、领导行为,什么是传销活动以及如何把握该罪的定量因素,都是不无疑义的。而对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而言,客观要件作为该罪的客观外在表征,深入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且亦能很好解决上述疑惑。首先,对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行为要件来说,组织、领导行为是一种特殊的犯罪行为,是立法者将本属于组织犯(主犯的一种)的行为实行化,成为一种个罪的实行行为,因此正确认定组织、领导行为关键应认识到组织、领导行为是一种对于传销犯罪活动整合、管理、策划、指挥、协调的行为,而且两者行为在某些场合还有交叉;其次,对于组织、领导传销行为的行为内容来说,传销活动是个异常复杂的存在,在我国发展的这短短二十多年中,含义几经变化,从原来的限制发展的合法营销方式逐渐变成了违法行为,而在本罪中的传销活动应当是违法传销行为中比较严重的金字塔诈骗行为,分为“入会费”、“拉人头”两种。最后对于本罪客观要件的具体定量标准而言,“情节严重”之争无法回避,具体的司法量化认定也存在司法解释与客观现实不相匹配,应当按照人数、层级、涉案金额、社会影响、所跨地域等方面综合评价行为入罪为佳。文章大致从上述三点出发,将本罪的客观要件进行分析论证,并对本罪规定的不足提出自己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