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姆斯大法官是美国法学理论和司法界的伟大圣贤,在其法官职业生涯中,撰写了2000余份司法意见,其司法观念和法学思想在美国司法界有深远影响。霍姆斯以实用主义哲学为基础,认为法律是根据长期的社会实践和历史积淀而发展和不断变化的,对于宪法的制定和解释应当符合时代的发展趋势,这透视出霍姆斯鲜明的法律改革主义司法观;他否定形而上学观点,主张法律不是自然法学派所言的客观必然的人类社会规律,而是对法院权衡相互竞争不同群体的利益的预测,指出法律是工具性的,依赖于实际需要,体现在具体实践中,这透视出霍姆斯鲜明的司法实用主义司法观;他强调法律背后的理论是立法者而不是法官首先考虑的问题,司法机关不能高居为超级立法机关,不能判断立法机关在地方经济领域的政策决定是否正确。法官应遵循先例和现有立法执行法律,只能局限在无先例可循的缝隙中根据法律原则做出裁决,这透视出霍姆斯鲜明的司法克制主义司法观。这些司法观在洛克纳诉纽约州案(Lochner v.New York)以及艾布拉姆斯诉合众国案(Abrams v.United States)等案件当中得到充分体现。霍姆斯在《普通法》中,提出“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经典论断,但作为法律实用主义者,他在强调历史和社会政策在法律发展中的经验作用的同时也注重建立法律的抽象、概念的逻辑体系以及逻辑在法律实践中的运用。霍姆斯的司法观对当代中国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法官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一员,不能只是机械的运用法律条文,更应结合社会关系理解条文的原理,这在没有具体法律规定可循的具体案件中,进行综合价值判断和利益平衡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还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语境下,具体分析和准确把握司法克制与司法能动、法律存在与社会存在、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关系,以达到司法过程的科学运行。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霍姆斯法学思想的局限性,其关于法律是一种预测的观点有主观唯心主义倾向,怀疑一切容易陷入不可认知的悖论,只注重表象而忽略法律的价值,导致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法对社会关系的调节和引导等功能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