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司法实务问题无法通过现行法律、制度、规则等予以合理解决,规范的机制构建是相对理性且适宜的选择。当前乱象丛生的民事执行依据内容不明问题即是如此。在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构建生效法律文书执行内容不明确的处理机制议题之下,构建有利于执行当事人权利保障的民事执行依据内容不明救济机制是应对该问题的上佳之选。执行是实现私权救济的最后路径依赖,执行依据内容明确是生效法律文书承载的实体权利依执行转为现实必不可少的条件。从规范层面来看,1998年《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规定》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及2015年《民诉法解释》第四百六十三条先后对民事执行依据内容明确提出具体要求。从实践层面来看,民事执行依据内容不明以给付内容不明、权利义务主体不明、非给付性执行依据内容不明及其他类型的民事执行依据内容不明等形态大量分布于申请执行、执行异议、执行复议等不同程序阶段。虽然执行法官尝试结合向裁判者征询意见、组织当事人协商、执行听证及赋予当事人以申请异议、复议、上诉等权利的方式进行“救济”,但实际效果不甚理想。通过分析发现,民事执行依据内容不明救济存在的主要问题体现为救济的对象认定不合理、救济的行为失范、救济的途径受阻。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立法、理论及实务层面未能对“执行依据内容不明”形成相对通识的看法;二是民事执行依据内容不明救济程序运行缺乏必要的理论及规范指引;三是试行中的民事执行依据内容不明救济措施各有不足。欲破除执行依据内容不明救济的现实乱象,构建民事执行依据内容不明救济机制势在必行。因此,首先应以权利本位理念、源头治理理念、多元并举理念为机制构建的指导理念。其次,分别从程序性救济、实体性救济、“补充性”救济三个层面提出民事执行依据内容不明救济机制构建的具体内容:将我国的裁定补正机制、书面执行异议及执行复议制度、裁定不予执行制度作为程序性救济机制;引入德国法上的“事实的更正”和“判决的补充”、中国台湾地区的许可执行之诉制度,将二者与我国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共同作为实体性救济机制;将我国的执行和解制度及国家赔偿制度作为“补充性”救济机制。再者,将生效法律文书主文形成阶段作为救济的“源头”;明确法院执行部门为执行依据内容明确与否的审查主体,以主文为标靶,充分考量申请主体及其事项是否契合主文内容,以及主文内容本身是否具有可执行性;结合民事执行依据内容不明的基本要素确立“内容不明”的认定标准;对执行当事人行使救济权利及法官从事救济活动给予必要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