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公司法》中,董事勤勉义务规定属于一般条款,具有概括性、宣示性、开放性等特点。由于一般条款的不确定性,法官难以准确适用董事勤勉义务规定,致使司法裁判中存在许多问题。为此,可从以下两种路径予以分析:其一,我国司法裁判实证表明,法官适用董事勤勉义务一般条款时存在诸多分歧,其原因在于勤勉义务行为标准不明确、责任体系不完善以及域外规则不兼容等。其二,域外国家司法适用的经验表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德国、日本等国家存在不同的适用模式,经分析,可以借鉴英美法系模式中的有益成分。通过上述分析,在行为标准和责任体系两方面,我国董事勤勉义务一般条款的司法适用有待完善。其一,在行为标准上,适用理性商人的标准,并考量不同的情境下可能影响的因素。具体而言,董事须符合类似公司、类似岗位以及类似情况的通常管理者所应达到的要求,并在此基础上还须符合其自身实际具有的能力、知识和经验。此外,通过价值衡量抽象出来的行为类型,有助于董事勤勉义务一般条款的具体适用。其二,在责任体系上,责任追究机制和责任衡平机制两方面仍待完善。就责任追究机制而言,设立以重大过失为归责原则的特殊责任类型,并从以下方面完善责任构成要件:一是把违反勤勉义务作为行为要件;二是损失范围囊括纯粹经济损失;三是依据实质性影响认定因果关系。就责任衡平机制而言,设立董事责任衡平机制,主要是通过司法解释和指导案例相结合的方式引入商业判断规则,且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前置性程序审查,并在必要时直接适用实质审查,以期实现威慑与激励并存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