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运用源自《中庸》的方法论，来对《中庸》的英译进行研究。以往的《中庸》英译研究未及深入《中庸》英译的本质；而通过对不同的译文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探索它们的共性，可以将之展示出来。这就需要某种创新的方法论，需要把重心由原文本的意义转向翻译主体。本文提出的新的方法论是“推而行之”(extending the familiar)，简言之，亦即以熟悉推及陌生。就《中庸》英译而言，“推而行之”意味着推及文化他者（the cultural other），用西方文化中熟悉的宗教和哲学理论来理解、翻译陌生的中国文化概念。本文通过研究理雅各(James Legge)、辜鸿铭、赖发洛(LeonardA. Lyall)和经乾堃(King Chien-Kun)、休中诚(E. R. Hughes)、陈荣捷(Wing-tsit Chan)、安乐哲(Roger T.Ames)与郝大维(David L. Hall)、浦安迪(Andrew Plaks)等的译本来展示“推而行之”的运用，旨在阐明，中国经典是如何被译入西方文化的，确切地说，在西方文化中被创造出来的过程。对上述重要译本的研究大体按照时间顺序展开，侧重不同译者在不同历史阶段近取诸身。本文试图为《中庸》的翻译以及一般意义上的翻译研究带来新思想，预期能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引出新的东西，希望作者能尽绵薄之力，以某种方式为《中庸》的哲学探索做出应有的贡献。本论文共分七章。第一章为绪论，是对研究整体思路的介绍，其中包括研究背景、研究课题及意义等；在回顾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方法论的创新并对之简述，最后介绍研究步骤以及各章的主要内容。第二章试图通过对理论工具的打造，为《中庸》的翻译研究开出一片天地：凭借对《论语》和《中庸》的思考，推出论文的方法论。可以认为，《中庸》是《论语》哲学思想的发展，因此本章不是直接分析《中庸》，而是从《论语》进入《中庸》，在先秦儒家思想发展的语境下把握后者的哲学内涵。在《论语》中，孔子把其思想概括为“一以贯之”。本文认为，“一以贯之”就是孔子的“道”，可以理解为“推及”(extending)。其基础是儒家“性相近”的思想，即人心相近相通。《中庸》“天命之谓性”把“推及”延伸到人与世界关系的哲学层面，“推及”相应地变为“推而行之”。人与天，平常的人道与非常的天道，熟悉的与陌生的既相区分又相贯通。通过修身，人可以推及天，成为与天地参的圣人，同样，熟悉的日常人伦也能实现非凡的化育流行。这种“由人推及天”的主体性思维(subject-oriented thinking)，对研究《中庸》的英译具有深刻的方法论意义。它可以把研究焦点从“忠实”、“对等”等客观、抽象的概念，转到译者的主动创造上，转到译者以自己的理解和表达实现原文，即“推而行之”的实践上。所有其他的因素，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语言的等等，都是在译者的翻译活动中表现的；因此，对译者的“推而行之”展开研究，也就涵盖了对上述因素的考虑。这样，“推而行之”，也便可成为一种主体性翻译研究综合研究方法。第三章分析理雅各和辜鸿铭的译本。理雅各有两个不同的《中庸》译本。第一个译本表现出明显将《中庸》基督教化的倾向，比如一些重要词语的翻译以及译者对《中庸》中与基督教教义相抵触的内容的批判。理雅各将基督教一神论推及《中庸》，且态度强硬，对儒家哲学缺少应有的倾听，因而，其翻译必然导致对儒家思想的简单化和误读。在第二个译本中，理雅各比较宽容。此一译本关联较强，也比较可靠，尽管基督教一神论这个核心思想仍未动摇，而这是与儒家哲学格格不入的。辜鸿铭反对理雅各的《中庸》英译。他也是从宗教的角度出发来理解、翻译《中庸》，但目的却是捍卫、宣扬中华文明作为道德文明的优越性。理雅各和辜鸿铭的译本推动了西方对《中庸》的认识，虽然这种认识还只是围绕宗教展开的。第四章探讨赖发洛和经乾堃、休中诚以及陈荣捷的译文，重点在陈荣捷的译本。这些“现代”译本，不再从宗教的角度而是从哲学的角度，来理解、翻译《中庸》。它们越来越关注文化差异，因而，在挖掘儒家经典独特的哲学价值上不断推进。陈荣捷的译本主要依据理学家，尤其是朱熹的解释，尽管宋明理学与后来的“新儒家”都是向西方的形而上学靠拢，而逐渐远离古典儒家的思想。陈的译本虽然沿用了理雅各的有关术语，但重新赋予了形而上学的含义。译者将自己对儒家哲学的理解，即两轮哲学——兼顾抽象与具体，普遍与特殊，形而上与形而下——推及《中庸》。这样，译文便把《中庸》塑造成了一部带有超越性思想的哲学著作。虽然古典儒家思想的形而上学化有助于《中庸》作为哲学文本被西方接受，但却削弱了中国经典的思想价值。第五章研究安乐哲与郝大维以及浦安迪的译本。与以往译者不同，安乐哲与郝大维更加突出文化差异，力图揭示中国文化特殊的假设。中国典籍的翻译之所以困难重重，就是因为未能认清这些假设。通过对中华文化与英美文化的研究，他们摈弃了中华文化中的超越观念，坚持认为西方哲学中过程-关系哲学作为非主流的传统思想，与中国文化的会通最具相关性。因此，他们把西方的过程-关系思想推及《中庸》，并且运用过程-关系哲学的语言进行翻译。这样，中国哲学被重新塑造，摆脱了形而上学的枷锁，与后现代思想齐头并进，并将西方哲学引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可以假定，二位译者的努力有志公正对待中国哲学，但毕竟因实践与理论的距离而免不了为人所诟病。浦安迪则把基于理学的功夫思想的解读推及《中庸》，在译文中凸显儒家所强调的道德修养和实践。实际上，《中庸》的意义会不断更新，涌现，对更好的译文的需要一直存在。第六章有志对上述研究加以总结并尝试对《中庸》英译的本质加以理论论述。古典儒家的思想是西方文化陌生的他者，但陌生的可以变为熟悉的，进而成为可译的。译者将其熟悉的东西推而广之，以确定《中庸》的意义与意指。这样，“推而行之”便可有力地证明，翻译是一种创造。我们认为，“推而行之”可以推及任何翻译；而翻译作为创造包含两个维度：现象学创造和历史创造。文中提出，与这一理论相应，翻译的标准应是“诚”。第七章总结全文，对本文要点再做回顾，并点出了进一步研究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