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革命成为中国的主旋律,具有至高无上的神圣性。1926年以帝国主义和军阀为目标的北伐军兴起于广州,革命风暴随之席卷大半个中国。出于打击敌人和军费需要,北伐军沿途以“逆产”为名没收一切反革命团体和个人的财产。1927年3月14日,北伐军进入南京,与帝国主义联系紧密的南京天主教受到冲击,教堂多被军队占驻、损毁,包括圣心堂在大仓园的一处房产。此处房产是北伐军进入南京前,天主教从北洋军官方更生手中购买而得,国民党江苏省党部趁当时时局混乱,污指此处房产是方更生逆产,先后向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江苏省政府、国民党中执会申请没收作为省党部办公地点。7月22日,国民党中执会令国民政府转饬南京市政府予以没收充作江苏省党部办公地点,一场长达21年之久的各方势力介入的围绕国府路二九八号房地产权归属的纠纷至此展开。围绕国府路二九八号房地产权的纠纷以1946年7月3日于斌上书蒋介石为界限,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由南京市政府主持。南京局势稳定后,法国耶稣会重返南京,借助法国外交部的支持,向中国外交部申请收回被南京市政府没收的二九八号房产。国民政府外交部、南京市政府与法国外交部、圣心堂进行了多次交涉。由于南京市政府打算将此处房产收回公有,圣心堂方面不同意,导致交涉失败。此处房产先是由江苏省党部占据,后来江苏省党部迁往镇江,圣心堂方面称中央党部答应于江苏省党部迁往镇江后将此处房产归还。但是中央党部根据杨资锋报告,认为圣心堂与方更生的交易存在黑幕,因此没有归还二九八号房产。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在江苏省党部迁往镇江后迁入二九八号房产作为临时校址。遗族学校迁出后,1929年9月南京市政府核准实业部（前工商部）迁入此处房产,此后实业部长期占据此处房产,直至1937年政府西迁。1934年7月,实业部计划将该处地产卖给中央银行。法国大使馆认为此处房产为天主教会产业,向外交部提出抗议,此项交易不了 了之。1936年圣心堂向南京市地政局申请登记国府路二九八号房产,南京市第一区党部、实业部也随后申请登记此处房产,地政局以江宁县政府没有圣心堂缴纳的官契存根为由,拒绝圣心堂的申请,也驳回第一区党部、实业部的申请。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政府西迁,此项纠纷暂时搁下。抗日战争期间,美国耶稣会接管南京圣心堂教务。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美国耶稣会径自从日军手中接收此处房产,经济部向南京市政府提出抗议,耶稣会此时有美国大使馆为奥援不愿归还。美国外交官包懋勋以此处房产为筹码,要求南京市政府在1946年2月5日之前将政府机关占据的美国教会学校房产返还原主。最终南京市政府没有在期限内返还所有教会房产,包懋勋以此为由拒绝将国府路二九八号房产交还经济部,事情发展至此陷入死结。1946年7月3日,于斌呈函蒋介石,请求确定国府路二九八号房地产权归属,围绕国府路二九八号房地产权的纠纷至此进入第二个阶段:中央政府开始介入。南京天主教会呈交了相关的房契文本和照片,以证实圣心堂与方更生之间的交易符合法律规定,经济部根据杨资锋的报告认为国府路二九八号房地产是方更生为逃避财产被没收之处分而临时出卖于圣心堂,双方有密谋欺骗政府之嫌疑。就在南京天主教与经济部争论不休时,经济部继续在国府路二九八号房产地基上建造房屋,耶稣会向各方呼吁,请求制止经济部的行动。此项纠纷最为关键的证据是1936年圣心堂登记国府路二九八号房产时向南京市地政局呈送的相关契约文件,但是这些契约文件已经在抗战时散失。耶稣会方面一再要求迅速解决国府路二九八号房地产权归属问题,行政院令地政部会同外交部、经济部、司法行政部、南京市政府会商。会商结果是:国府路二九八号房地产权归属圣心堂,该处房产地基上所建房屋由圣心堂购买。由于耶稣会不愿购买经济部建造的房屋,此案再次延搁。在耶稣会的催促下,文书局查阅案卷,发现当年政府没收此项房产确实没有法律依据,此案处理过程中一个关键的矛盾点也显露了出来:政府权威与法律事实之间的紧张关系。从法律事实方面讲,此处房地产产权属于圣心堂,但是承认产权属于圣心堂,也就是承认了国民政府错误处理此事,损害了政府的权威,但是维护政府权威,又会损害法律威信。文书局从内政外交两个层次考虑此案的影响,具体而言,内政方面即此时中华民国正是宪政时期,必须尊重法律,对此案的裁定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外交方面即此时国民政府急需美援,迫切需要处理好与美国相关的事件,维护中美关系。综合以上两个方面的考量,国民政府最终决定核准行政院所拟办法,至此围绕国府路二九八号房地产权的纠纷最终得到解决。本文在占有丰富的档案史料基础上,主要运用历史学的实证研究方法,揭示国府路二九八号房地产权纠纷的来龙去脉,丰富学界关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教会房产纠纷的个案研究以及逆产处理的个案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