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武侠小说作品拥有数亿计的读者,受到国内外读者的喜爱。武侠小说创作中,金庸汲取东、西方现代文学的新技法,为中国文学的民族化与现代化创造了成功的经验,创造性地塑造了美丑善恶等矛盾性格元素并存于一身的新一类人物形象,打破了好人坏人绝对对立的二元模式,从而建立起了自己独特的人物正邪之“反”的叙事模式,这是对传统武侠小说人物正邪二元对立模式的颠覆与反拨,对严肃文学塑造中间人物有积极的借鉴作用。在继承中国武侠小说传统的基础上,金庸在他的十五部小说中,主要人物的性格由正邪明显对立发展为正邪集于一身,从旗帜鲜明地扬善惩恶到人物性格正邪同体共生,最后达到了人性的彻底解放,其中既有将正邪、良暴人物无情地置于一个平等的道德水平线上进行区分的“经线”,也有以“侠”的规范为底线、以中国传统文化的“仁”、“义”和“信”为标准来辨别人物正邪的“纬度”。基于要写出“中国人性格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的目的,在人物正邪之“反”的叙事模式下,金庸既写人物性格的正中之邪,也表现人物性格的邪中之正。妓院出身、深受市井文化熏陶的小人物韦小宝,在江湖世界的“侠”与“利”和皇宫政治的“权”与“义”的搏斗中,正统英雄与传统小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讲义气“正”的性格和说谎、拍马屁、耍滑头等“邪”的性格在各类文化的碰撞中表现出来,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名流绅士、达官贵人式的阿Q人物形象。对历史的热爱和新闻、文学、政治相结合的独特人生,使金庸具备了政论家的见识、史学家的批判意识和小说家的想象力。在香港这个两种文化交汇的文化驿站中,政论家的敏锐使金庸的小说人物深刻地映照了社会现实,政论家“仁爱”的情怀赋予正面人物以高尚的道德情操,也为邪派人物笔下留情,赋予他们一些正的性格和善的品质,带着深刻的历史批判眼光,历史人物“正邪兼赋”的性格在金庸的小说中以一种有血有肉的形象被重新演绎,在“历史、文化、人性”的链条中,金庸的小说不是武侠们之间难分难解的武斗史,而是正邪人物的性格交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