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安全问题是我国网络与信息安全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隐私信息作为高敏感的个人信息，其安全问题受到政府、企业和公民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在社交媒体快速发展的当下，获取个人信息是平台发展的重要途径，而信息滥用、隐私泄露等负面事件频发，使公民对披露环境的担忧进一步加深。置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隐私信息保护的双重需求下，本文基于理性行为理论、隐私计算理论两个理论视角，以微信用户为调查对象，利用2020年成都市微信用户的隐私披露行为调查数据，从理论上探究微信用户的隐私披露行为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互联网企业加强和改进隐私信息获取、管理提供参考。
　　本文基于理性行为理论、隐私计算理论及其模型，构建了微信用户的隐私披露行为回归模型，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等研究方法，考察了微信用户的隐私披露行为基本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研究发现，微信用户的隐私披露行为均值为2.84（SD=0.461），隐私披露水平相对较低。年龄、文化程度、隐私风险感知、隐私收益感知和社交媒体信任等五个自变量显著影响微信用户的隐私披露行为。其中，年龄越大，文化程度越高，隐私风险感知越强烈，微信用户的隐私披露行为越少；隐私收益感知越强烈，社交媒体信任越高，微信用户的隐私披露行为越多。这些结果表明，加强对用户数据的管理与保护，降低用户的隐私风险感知，完善社交媒体的隐私设置，明晰数据收集、储藏、使用和传播的途径，提升用户信任度，能够帮助社交媒体企业制定合理有效的信息获取策略，推动社交媒体用户隐私披露行为的良性发展。
　　本研究的创新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微信用户的隐私披露行为影响因素回归模型引进了信息泄露经历和社交媒体信任这两个新的自变量，为社交媒体用户的隐私披露行为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视角；其二，本研究将隐私风险感知和隐私关注共同纳入研究模型，研究结论认为，隐私风险感知作为对用户披露成本认知性的测量，对微信用户的隐私披露行为具有负向削弱作用，而隐私关注对隐私披露行为的影响不显著，微信使用作为社交媒体使用的一种类型，也存在隐私悖论现象，这一结论具有新意和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