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权力、制度、文化(或观念)三种视角出发,我们可以看出制度变迁的原因有：不均衡的发展导致当前权力格局无法反映各国间的利益诉求；制度失灵导致的制度变迁(变革、消亡、替代、新建)；观念的变化、文化的转型影响下的制度变迁。本文的基本理论假设是,权力转移导致的权力结构变化是促使全球治理制度变迁的主要动因,而因外部环境变量发生巨大变化而出现的制度失灵是制度变迁的主要诱因。此外,美国在全球治理制度形成和变迁的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全球金融危机与传统治理制度的失灵让发达国家不得不重新审视西方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制度。一方面,合法性不足逐渐招致发展中国家的诟病；另一方面,治理能力与治理需求之间的巨大差距迫使西方发达国家不得不转向实用主义,与新兴市场国家谋求合作。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和其全球经济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发展中国家呼吁制度改革的声音越来越大。不过,在推动G20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上,G7与新兴经济体展现了不同的战略。制度变迁造成了G20与G7在权力结构、规则结构和价值结构上的差异,而G20所具有的三大比较优势(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兼顾、权力结构与制度结构相适应、较低的制度建设成本)是G20在治理效果上优于G7的主要原因。在危机治理中G20到底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以及如何衡量和评价它的治理效果,这是本文要考察的关键问题。对制度治理效果的评估应该基于其治理目标,因此本文从G20的五个主要治理目标入手客观地展现金融危机以来G20的治理效果。需要指出的是,G20在其未来发展中将面临着自身不足和外部挑战等困境。首先,G20将面临着与G7进行制度竞争的局面。虽然在经济领域二者的合作关系将不断加强,但是一旦G20的议题外溢到政治、安全等领域,二者关系可能因竞争而出现紧张。其次,由于与功能性国际组织之间缺乏直接有效的互动机制,G20与功能性国际组织都将陷入治理碎片化的境地,二者的治理效果都将大打折扣。此外,美国的特殊作用也决定了G20的发展前景。对传统治理制度的路径依赖将强化美国的霸权惰性,而美国改革现有全球治理制度的热情和意愿也将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好转而下降。如果丧失美国的领导和推动,G20的完善和发展将失去方向和动力。如何有效解决上述不足、合理应对上述挑战是G20未来发展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