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战争是20世纪初东北亚政治格局重新建构的重要事件之一,因此引发了国内学者持续关注,并逐渐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然而,通过对相关学术研究的检索,笔者发现学界对于日俄战后“接收与重建”的研究有所忽视,尤其像营口这样重要商埠“接收与重建”的问题,学界尚无专题论述,相关研究也仅零星见于学术著作中。因此,本文选取了日俄战争爆发后营口问题的缘起作为切入点,紧紧围绕“问题缘起——早期交涉——谈判过程——善后处置——后续影响”这条主线,论述了营口问题发生的背景、解决的路径、善后的举措及其产生的深远影响,并重点阐述了中日交涉营口谈判的过程及其产生的遗留问题。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后,营口代替牛庄开埠,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兼之具有优越的军事地理位置,因此日俄两国均对营口极其觊觎。不久,日俄战争爆发,在综合了各方态势后,清政府决定采取“局外中立”政策。然而,日俄两国却对清政府的声明置若罔闻。战争期间,日本建立军政署对营口进行非法军事统治,不仅抢夺海关掠夺关税,而且巧立名目横征暴敛,攫取了大量财富。鉴于营口的重要性,清政府也试图收回营口的地方行政权,并与日本政府进行交涉。从1904年5月到1906年12月,营口接收的谈判过程共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清政府与日本政府进行先期交涉,要求收回营口的地方行政权,但被日方以各种理由予以拒绝;第二阶段,中日双方代表在北京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确定了东三省善后处置的总纲领;第三阶段,两国代表在京签订《交还营口办法另单》,初步规定了四条交收原则;第四阶段,中日双方代表在营口进行了长达10次,共计20天的谈判,分别就司法、卫生、铁路等事宜达成了共识,并签订了《交收营口条款》,由清政府正式收回营口的地方行政权。1906年12月6日,清政府正式接收营口的地方行政,同时委任梁如浩、蔡绍基等人对营口进行善后处置。营口地方政府从改革地方行政、缓和社会矛盾、清除积弊、平稳治安及维护秩序等方面着手,分别对经济、卫生、司法及教育民生等领域施行了一系列政令。其中,既有对战争遗留问题的处理,又有对营口未来发展的谋划,其结果不仅使营口的地方行政迅速恢复,而且还推动了地方社会的快速发展。因此,虽说营口善后处置存在一些遗留的问题,但纵观清政府对营口接收与善后处置的过程,既收回了营口地方的行政权,又提升了清季的外交能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清末地方治理体系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