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一书为中古学术从先秦至两汉的转折点，其重要意义当然是毋庸置疑的。本文对《吕氏春秋》的研究，是以宏观的历史大视角，对此书所形成之社会及文化背景进行考察，这些重要背景包括秦文化的来源及秦政治、社会之特征以及稷下学派的性质等等。　　本文综合前人诸说，认为该书的主要编纂者即当时已亡散的齐国稷下学派。本文通过对春秋战国时期一些历史细节的考察，指出了稷下学派所具备的统一的社会、政治以及宗教属性。而《吕氏春秋》也正是按照稷下所从属的明堂王官学体系而编纂成书的。　　随后，指出《吕氏春秋》的编纂及思想背后，存在着一个与秦王政对立的强大的母党集团。结合此点，对吕不韦与秦王政的关系作了重新审视，指出《吕氏春秋》编纂的现实目的之一，正是维护吕氏所从属的后党集团。更结合后世《淮南子》的编纂，对这一结论进行了论证和延伸。　　另外，《吕氏春秋》存在一个完整的五方神以及月令授时体系。这个范型奠定了秦汉时期的宗教信仰和思想基础。其重要性无论怎么估计都不过分。本文亦着重对这一体系的文化及历史来源进行了考辨。这些考辨包括对明堂制、封禅以及战国五帝德体系的一种重新定位。指出这一体系实际正来源于上古观象授时制。而《吕氏春秋》所代表的月令体系也正是上古隐语系统形成的关键。亦结合上古礼俗对隐语这一体系作了重新的文化功能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