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第1232条首次规定了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体现了生态文明背景下对恶意侵权人的制裁需求。但从立法表达以及司法实践来看,该条能否适用于环境公益损害救济存有疑义。在生态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背景下,为契合环境治理的风险预防需求,对其展开探索与研究十分必要且迫切。除却引言外,文章总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追溯惩罚性赔偿的起源背景,明确其在不同法系下所呈现的性质和功能。并结合我国现行相关领域的立法现状,梳理得出其传统适用逻辑是以“私益救济”为本位,即仅限于侵权或违约行为造成的私益损害。体现了在强调公私法划分的我国,惩罚性赔偿适用的扩张一直保持谨慎,防范破坏法律体系自身的逻辑结构。第二部分分析以“私益救济”为本位的适用逻辑,在环境侵权领域所呈现出的弊端。一是忽略了生态环境的整体性:环境利益的整体性、环境治理的整体性要求不能立足于人类中心主义视角,且不能人为机械割裂环境要素,拘泥于还原主义思维中。二是忽略了环境侵权的特殊性,即环境侵权不仅造成人身、财产权损害,更侵害蓬勃发展的公民“环境权”。因此,以私益救济为本位的适用逻辑需要摒弃。第三部分明确了惩罚性赔偿引入公益救济的前提条件。一是外部可能性,即维护公共利益的主力军公法规制模式存在天然缺陷,包括主体失灵、责任救济不足等;二是内部可能性,即现行私法救济辅助路径实践效果不佳,囿于以“同质补偿”为原则的责任体系存在激励不足、威慑不足等困境。结合在提倡“多元共治”模式的背景下,应当借助私人执法力量,从而提升环境治理效能。第四部分对引入公益救济的具体路径做出安排。首先是适用必须遵循谦抑原则、比例原则。谦抑原则是指在行政机关已经作出相应行政处罚时,司法机关应当保持必要的尊重,是否进一步判处惩罚性赔偿金需要充分考量;比例原则是指惩罚性赔偿的量定应当综合考虑侵权人的过错、违法收益、公法责任情况等。其次在具体制度选择方面,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责任,因为可以通过适用惩罚性赔偿责任,充分弥补现阶段环保组织等主体起诉意愿不足的困境。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则不宜适用惩罚性赔偿,源于会与享有诉权的主体行政职能相冲突,造成法律体系混乱。最后,具体构成要件应当包括过错、违法性、损害结果等三个方面。其中过错应不仅限于故意还应包括重大过失,且应当具备违法性和实害结果。此外,赔偿金的归属及分配应当纳入专门的生态环境损害修复基金加以管理,而不能纳入地方政府的金库。赔偿金的设定应当采用法定基数和浮动倍数的计算方式,有利于发挥自由裁量权,充分救济遭受损害的环境公益。第五部分为结语,主要是对前面部分的提炼概括。明确在大力提倡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通过将惩罚性赔偿引入生态环境公益损害救济,可以促使我国从传统粗放式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助力美丽中国梦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