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数据技术突飞猛进发展的今天,在《个人信息保护法》出台的背景之下,保护个人信息的重要性已不可同日而语。刑事诉讼领域对个人信息的关注度始终较为薄弱,不及民商事、行政领域。由于刑事诉讼进程的特殊性,公安司法机关在打击犯罪过程中,其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干预程度较深。刑事诉讼进程中收集个人信息具有强制性、秘密性以及收集信息体量庞大的特点,导致公民往往不知其信息被分析并收集,而公安司法机关收集信息量又十分庞大,公民的信息权利无法得到保障。从国际视野来看,由于公民的信息权利往往会涉及到公民的隐私安全、人身安全以及财产安全,所以其被认为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对刑事诉讼领域个人信息的保护,也能降低个人信息被泄露的风险。分析当前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来看,无法找到对于刑事诉讼领域个人信息保护的细化规定,由此可以得出刑诉领域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力度较弱的结论。实践中,大数据侦查是否属于技术侦查并无明确规定,而且其往往于立案前启动,使得其无法受程序性要求的规制。同时对于技术侦查的次数无确定的限制性要求,也可能导致公民个人信息被过度收集。公安机关的大数据平台缺乏信息保护的制度设计,其向第三方平台调取数据的规定也有漏洞。公民个人往往对于信息被使用的过程不知情,在其信息权利受到侵害时,其所拥有的救济权利也没有一定的保障。纵观国际对于刑事诉讼领域个人信息的保护,欧盟2016年通过《个人数据保护指令》建立保护个人信息的原则以及制度,例如信息分级保护制度、保护个人信息需要遵循合目的原则;美国则明确搜查手机相关信息应当有搜查证;德国以确立个人信息自决权来保护个人信息。刑事诉讼领域引入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制度时,应当符合一定的基本原则,要求基于法律规定来保护个人信息的合法原则、平衡打击犯罪职能与保障人权任务的比例原则以及针对不同刑诉主体进行区分性保护的区分原则。同时,如果要将个人信息保护权引入刑事诉讼领域,可以将其作为一项刑事诉讼权利引入,同时明确其包含知情权以及更正删除权等权利内容。建议针对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建立区分性的信息保护制度,并细化公安司法机关应承担的信息保护义务。例如,对大数据侦查行为的性质进行规定以及区分不同的个人信息类型进行分级保护,与此同时,通过加强宣传方式增强公安司法人员的信息素养,再通过引入高水平信息技术人才的方式,提升司法信息化平台的技术水平。通过建立多元的监督模式,以及完善刑诉主体保护个人信息的救济途径来加强对公民个人信息权利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