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孔子据鲁史《春秋》修作而成,始自鲁隐公元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共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其后解经的五家之传形成,流传最广的是三传:《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并最终取得经典地位。从《春秋》学整个发展史看,宋代研究《春秋》的著作数量众多,而对宋代《春秋》学,尤其是北宋《春秋》学与理学思潮的萌芽、发展关系的系统、专门探讨却很薄弱。这方面的研究存在诸如“着重于经学意义的梳理,疏于社会学的考察”、“重个案研究,轻系统论述”等问题。有鉴于此,本文以北宋《春秋》学发展为主题,试图揭示其与理学的互动关系,以期小益于拓展宋代学术的研究视野。政治危机、儒学困境以及政府与学人共同做出的努力是北宋学人研究《春秋》的前提条件,三者之间紧密联系。政治危机实质是追寻理想的政治宪纲,而《春秋》本身具有历史批判、政治批判的功能,蕴含“大中之道”。所以,政治危机为北宋儒者研究《春秋》提供了现实土壤。儒学面临自身困境,而外部佛道二教的成长、壮大有力地挑战儒学权威。因此,儒学需要做出更新。《春秋》整体上既有被树立的资源,也有被批判的资源,其所含有的王道主题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应对佛老。因此,儒学困境为北宋学人研究《春秋》准备了学术动力。为解决现实问题,北宋政府及学者所做出的积极反应,为北宋《春秋》学的产生、成长指明了研究方向。北宋《春秋》学研究主要包括理学的解经与一般儒学的解经两种模式。宋初疑经惑古思潮下的《春秋》研究,主要是一般儒学的阐释,其中蕴含理学解经的萌芽。范仲淹、欧阳修、“宋初三先生”、刘敞等以回向儒家之道为学术宗旨,或怀疑、批判汉唐训诂式的《春秋》注疏,以至对经本身产生怀疑、作出修改,或重视、重申《春秋》中相关的伦理道德规范,这为理学的崛起扫清了障碍。熙宁新法前后,《春秋》学者既承接了前期学人一般儒学的解经方式,又开始或有意或无意探索到新的解读视角,即理学的研究。王安石与《春秋》的关系一方面对《春秋》学发展有一定的阻碍作用,另一方面间接开启了《春秋》学发展的新方向:苏辙《春秋集解》主张以“道”“势”解读《春秋》,直接推进了“道”与《春秋》的关系,同时对《春秋》研究中的一般问题也有涉猎;孙觉承宋初学人胡瑗、孙复等人的“尊王”思想,明确《春秋》的“王道”主题,又受当时学术环境的影响而使得《春秋经解》带有“理”的味道,这一时期的《春秋》学有承上启下之功。之后到两宋之际,《春秋》学两条路径的进程更加明朗化。一是义理化的《春秋》,《春秋》完全从属于“理”,同时又为“理”的实现准备了文化载体。周敦颐、邵雍、张载等构建形上范畴“理”,《春秋》在此过程中只是起到辅助性作用。二程尤其是程颐对《春秋》的认识全面而理性,“理”成为阐释《春秋》的唯一、最高依据,并形成“理”与《春秋》的道与器、形上与形下之势。胡安国《春秋传》吸收程氏《春秋》观的“天理”依据,又加入现实政治的元素,塑造出体用相合的学术风格,《春秋》学至此在最高层面上施展其济世功能。另一路径是一般儒学的《春秋》研究,这一时期在《春秋》的研究方法上有新的突破,崔子方、萧楚、叶梦得三人各有所得。两条路径的发展并非独立平行,而是相互有交叉点。从北宋《春秋》学的历史发展来看,学人们在研究方法的总体导向上存在一变化过程,即由依据制度化、伦理化的儒家之道解经转向依形上意义之“理”解经。这种转变是合乎逻辑、合情合理的,具体表现为对《春秋》经、传、史关系的不同认识。北宋学人在解读《春秋》思想的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致用性、与理学的互动关系等特点。可以说,北宋《春秋》学丰富了宋代学术的繁荣,为理学的兴起、发展提供了实践资源,而其中所表现出的现实关怀更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北宋学人对《春秋》的研究于宋代学术不无功劳与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