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制造业空心化引发的失业和国际贸易失衡等问题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后开始显现,对美国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提出了挑战。美国的政治家、企业家和学者开始意识到,互联网或金融打造的虚拟经济固然玄妙,但现实世界却也离不开强有力的实体经济作为支撑,制造业或工业才是促进就业、带动经济增长、保障公民幸福的立国之本。自此,实体经济向发达国家“逆转移”的趋势开始显现,美国开始在全球治理平台上利用诸如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等各种新国际协议和手段,在全球范围内部署并实施其所谓的“全球经济再平衡”战略。然而,全球经济的再平衡不是单凭美国一方的诉求就可自动实现的。作为处在世界经济“跷跷板”两端最大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美两国之间的合作与博弈无疑会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巨大影响。当前,关于美国在华投资战略的研究已经相当广泛。但是,关于美国实施“全球经济再平衡”以及制造业回撤战略后,其对华投资战略的转型研究尚不多见。基于此,本文从宏观着眼,再从中观切入,最后从微观入手,重新审视了美国在华投资的战略重心、受东道国的影响及对东道国的溢出效应、在东道国的决策过程和误区。整篇论文主要从四个层次展开:首先,通过对宏观历史数据的回溯和协整分析,揭露美国“全球经济再平衡”以及美国制造业回撤战略背后逻辑上的谬误;其次,通过对中观东道国制度环境的解析,解析中国制度环境的转型建设对美资跨国公司在华并购决策的影响,考察中国的制度建设进程、对外资的吸引力,以及外资企业在华可能存在的制度套利倾向,为中国如何吸引高质量外资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接着,通过对微观跨国公司战略层面的分析,探讨美资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战略重心对其在华设立总部的权限和等级的影响,并试图在中国如何发展“绿色”、优质、具有较高科技含量的“总部经济”方面作出有益探讨;最后,通过对微观组织学习与企业间经验的扩散效应方面的研究,剖析之前发生在中美两国的外部并购经验对于后来的美资跨国公司在华并购决策的影响,验证具有异质文化属性的东道国经验对于外资企业的模仿动机和结果存在的反向U型效应,试图就如何消除外资企业对中国投资环境的误解提出相关建议。本研究兼具理论、现实、与时代意义。首先,本文在理论方面的贡献主要有两点:第一,补充了现有的“总部经济”理论,创新性地将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地区总部按其管辖范围和权限分成全球性总部、亚太区总部和中国区总部,通过分级的方法来探讨跨国公司设立总部的战略以及东道国发展“总部经济”的思路;第二,将企业间经验的学习与扩散效应方面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提出具有异质文化属性的东道国经验对外资企业的模仿动机和结果之间可能产生的反向U型效应,并将实证结果与社会学中的认知失调理论相结合。其次,本文在指导商业实践方面的贡献主要有如下三点:第一,本文考察了反腐与反欺诈对中国削减外资在华的套利行为,营造法制、公平的东道国投资环境,以及吸引高质量外资方面的正面作用;第二,本文解析了跨国公司在华战略重心对于其在华设立总部级别的影响,发现外资在华设立的总部还是以传统要素驱动型为主,创新要素的驱动力仍显不足,并倡导中国发展“绿色”、高质量的“总部经济”;第三,本文揭示出了美资跨国公司在华并购时存在的认知失调问题,在中国避免不良外资进入和消除外资企业对中国投资环境的误解方面提出了相应的见解。最后,本文通过时间序列分析,找到了美国对华制造业回撤战略背后逻辑上的谬误,具有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