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接受美学使文学研究中心从作者、文本转移到读者，发现了读者的阅读活动对于实现文本意义的重要性，从而带来了巨大的理论突破。然而，接受美学研究的局限在于它隔离了读者的个体性、社会性和历史性，忽略了阅读活动的具体性和多样性，而仅仅停留于分析静态、抽象、学理意义上的理想读者。本文以接受美学为理论背景，选择中国二十世纪几个特殊的历史语境——个人/国民解放的五四新文学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初期建设中的的大众化运动和工农兵文学；八十年代思想解放形式解放、现代主义思潮背景下，追求文学自足自律的先锋文学；九十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潮和市场经济中，走向商业化市场化的大众文学——在这些历史语境中，分析、考察主流话语或意识形态下，读者的阅读、接受实际，读者的身分及地位，作家与读者的动态关系，以及这些问题的社会、历史成因。 五四新文学中的作家与读者关系，可表述为导师与学生的关系。“启蒙”的时代主题、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天才观，都决定了启蒙主体(知识分子)和启蒙对象(普通民众)之间师生性质的不平等地位。白话文的新文言性质，普通民众的知识水平也导致启蒙主体和启蒙对象的隔膜。大众化运动和以延安《讲话》为中心的工农兵文学，强调“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工具论路线和“向工农兵学习”的指向：作家与读者构成“学生”与“先生”的关系。这一关系直接指向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即接受工农兵大众的语言习惯，极力迎合工农兵大众的趣味。先锋文学的读者某种意义上是“不在场”的，文学一定程度上成为作家的独语和“自恋”场所。这和先锋文学追求语言革命和文本实验，标榜精英意识和先锋立场，鄙视大众审美趣味，疏离大众阅读习惯的态度息息相关，大批读者在遭到先锋文学的抛弃后，果断地采取了反击：轮到他们抛弃先锋文学了。九十年代大众文学富于成熟的市场意识和商业眼光，作者与读者构成生产者与消费者关系，大众的审美趣味及购买意向，成为衡量作品优劣并决定作家生存境遇的重要标准。与此同时，读者也被简化为经济数字，某种意义上，是作家和出版商为取得经济利润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