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法典》在信息和网络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开创世界先河将人格权独立成编,适应了人格权权益保护及理论发展的需要。其确立人格权禁令制度的重大意义不仅在于完善了对人格权事前防御和事后救济的全面保护体系,为世界民法典的编纂作出了中国的贡献,更是人格权现代化保护的重要体现。自《民法典》实施以来有关人格权禁令的司法解释空白,其适用程序、适用条件和法律效果都难以把握,无法达到司法适用要求的稳定合理的预期,存在司法适用困境。本文将人格权禁令司法适用中的适用条件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以此为基础结合国内外相关的实践经验,提出自己的意见以期完善司法适用机制,突破人格权侵权中固守事后救济的模式,从而推动人格权全面保护进程同时兼顾公平正义与效率。人格权禁令制度作为一种全新的制度,是由行为保全制度及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演进而来,具有与二者相似的制度基础,但人格权禁令不等同于行为保全制度,也不单是对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拓展。在适用要件方面,人格权禁令申请主体包括自然人和法人,但不包括因死者人格利益纠纷而申请禁令的近亲属。客体保护范围包括一般人格权,但应确定保护范围的边界。侵害行为应当具有紧迫性和违法性,并可将侵害行为分成人身安全和非人身安全的两类。判断难以弥补的损害时应从财产损害、人身损害、丧失竞争力等方面把握。此外,在其余考量条件方面,人格权禁令制度之证明标准应采较大可能性,当事人双方利益的平衡和公共利益等可被纳入审查禁令时考量的因素,且人身安全类和非人身安全类的禁令具体考量因素不尽一致,在权利冲突之时,应当在实践调和原则下采利益衡平说的方式进行个案的权衡,辅之以价值位阶说、比例原则等来帮助作出合理的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