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中英互译时,完全照搬国外翻译理论似乎很是牵强,因为这些理论都是从异国文字的翻译实践中演绎推理而来。事实上,中国土生土长的翻译理论并不在少数,只是由于弱于条分缕析的量化陈述,流于抽象、模糊的定性概括而不被重视。驱散纷繁复杂的翻译理论术语迷雾,我们就能发现,在最关键的翻译理论概念上,西方学者并不比中国学者走得更远。因此,弘扬和建设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翻译标准事关翻译理论的核心。纵观中外翻译史,谈论翻译理论就必须提及翻译标准。在国内,严复的“信达雅”、林语堂的艺术化的翻译、傅雷的“神似说”、钱钟书的“化境说”、以及许渊冲的“优势竞赛论”等无一不是对翻译标准理论的重大突破,但都未能得到一致认可。由此看来,将某一翻译标准应用于所有的翻译必然有所不妥。翻译作品按其内容的不同,可分为文学翻译和非文学翻译。文学翻译求美,非文学翻译求真,不同类型的翻译作品也应由不同种类的翻译标准来评估。翻译的多重功能属性,译者和读者不同的审美品位,认知水平,审美视角等等则要求一种适用范围较广的翻译标准的存在。因此,一些新的翻译思想开始显现并散发生机与活力。比如,辜正坤的“多元互补”理论和杨晓荣提出的在两种极端中寻找不偏不倚、均衡适中的“第三种状态”的主张论述了翻译标准的多重性、互补性和系统性,给译界带来了新风。本文所借用的“和谐翻译”是一种适用于文学翻译的翻译标准理论。我国古典美学和古代哲学中的和谐观念,注重整体的和谐,即以差异对立为前提,强调各差异、对立因素在对立统一、转化生成的过程中达到和谐。西方哲学和美学对和谐的推崇,也为“和谐翻译”的提出奠定了扎实的基础。郑海凌把这一美学观念运用于文学翻译,提出了翻译标准“和谐说”。他在该理论中用到的“隔”与“不隔”这一对范畴本属于我国传统美学。王国维《人间词话》曾把“隔”与“不隔”作为衡量诗词优劣的标准。“和谐说”把“隔”作为衡量文学译作优劣的一种标准,把“化隔为透”作为实现翻译和谐的手段和目标,注重翻译过程中各系统要素之间的互相呼应以及翻译整体的和谐和译者的创新,注重原文与译文、原文与译者、译文与读者、译文与译者之间的和谐。本文条分缕析地系统总结论述了“和谐说”的优势及意义,指出“和谐翻译”适用于典籍英译,译者可以据此理念兼顾译文整体和部分的和谐、注重译文的美感和协调,发挥其主体性进行再创造,读者也可据此理念容忍译者的个别误译,不会因此否定整个译本的价值。本文以理雅各和辜鸿铭对《论语》第四章的翻译为例,从和谐翻译的视角来探讨译者是否实现了原文与译文,原文与译者,译文与读者,译文与译者以及译文内部这几个因素之间的和谐。本文认为,“和谐翻译”鼓励译者在翻译时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适度再创造从整体到局部仔细加以分析,不冤枉一个译本,也不让一个译本名不符实地占据高位。从“和谐翻译”视角研究《论语》必将开拓我们的视野,丰富和扩大我们对《论语》的诠释和理解,对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做出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