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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工人救济问题,其研究成果迄今为止较为薄弱。事实上,这一问题暗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失业工人及其救济。目前对失业工人问题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多集中在1927-1937年这一时间节点上;对抗战后救济问题的研究,其关注点也多集中在宏观上的救济措施、善后救济机构以及战后的难民救济等。相较于此,对战后国民政府面临的严峻的失业形势、抗战后具体城市失业工人生活现状以及失业工人救济情形的研究都还远远不够。
基于以上原因,本文选取抗战后失业工人救济问题为研究对象,并对武汉和上海这两个当时较为重要的工业城市进行重点考察,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同时又希望通过对这两个城市的工人失业及其救济情形的深入探讨,获得一些启示。
本文以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范围内的失业恐慌为着眼点,首先从整体的视角来分析全国范围内工人失业的状况及其原因,并在这一大背景下,重点关注武汉和上海两个城市工人失业状况。当工人失业问题的严重性及救济失业工人的迫切需要成为社会共识时,政府也努力承担起了社会职能,采取种种办法救济失业工人。武汉和上海市政府都采取了给养救济、以工代赈、小本贷款、职业介绍等多种方式,同时,失业工人为了获取救济也积极向社会争取同情,并努力争取复工机会。虽然武汉和上海两市政府为救济失业工人采取了许多相同的办法,但两市的救济工作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本文还选取了较为典型的上海摊贩事件,来重点考察工人失业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并从某种程度上揭示了政府办理失业工人救济效果并不理想。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武汉和上海两市政府为救济失业工人耗费了庞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并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但由于抗战后百废待兴,国民党还时刻面临着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复杂时局,因此也不可能为救济措施的施行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及强大的经济支撑,再加上很多救济措施仅仅停留在表面,无法真正实施,更不能真切的惠及失业工人,这样一来,国民政府对失业工人的救济,其实际效果便十分有限了。
基于以上原因,本文选取抗战后失业工人救济问题为研究对象,并对武汉和上海这两个当时较为重要的工业城市进行重点考察,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同时又希望通过对这两个城市的工人失业及其救济情形的深入探讨,获得一些启示。
本文以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范围内的失业恐慌为着眼点,首先从整体的视角来分析全国范围内工人失业的状况及其原因,并在这一大背景下,重点关注武汉和上海两个城市工人失业状况。当工人失业问题的严重性及救济失业工人的迫切需要成为社会共识时,政府也努力承担起了社会职能,采取种种办法救济失业工人。武汉和上海市政府都采取了给养救济、以工代赈、小本贷款、职业介绍等多种方式,同时,失业工人为了获取救济也积极向社会争取同情,并努力争取复工机会。虽然武汉和上海两市政府为救济失业工人采取了许多相同的办法,但两市的救济工作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本文还选取了较为典型的上海摊贩事件,来重点考察工人失业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并从某种程度上揭示了政府办理失业工人救济效果并不理想。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武汉和上海两市政府为救济失业工人耗费了庞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并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但由于抗战后百废待兴,国民党还时刻面临着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复杂时局,因此也不可能为救济措施的施行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及强大的经济支撑,再加上很多救济措施仅仅停留在表面,无法真正实施,更不能真切的惠及失业工人,这样一来,国民政府对失业工人的救济,其实际效果便十分有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