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唐高宗、唐中宗、武则天、唐睿宗虽然处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但唐高宗、唐中宗、武则天、唐睿宗四位帝王先后处于争权夺利的同一历史层面中,唐朝又是在“关陇集团”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背景下建立的。到了武则天时,此集团开始被颠覆,这个标志性的事件,使得高宗、中宗、武则天、睿宗这段历史具有了特别的意义。因此,本文将四位帝王诗歌置于同一章进行研究。就五位帝王诗歌艺术特征而言,唐太宗诗歌和其他帝王诗歌气象迥异,风格存在明显不同。综合上述因素,本文在进行分类时,将唐太宗的诗歌独立列为一章,唐高宗、中宗、武则天、睿宗的诗歌作为一章,最后,将初唐帝王诗歌共性特征作为另一章。在分类明确的前提下,对初唐帝王诗歌作以综合、系统性的研究。唐太宗、唐高宗、唐中宗、武则天、唐睿宗,他们共有178首诗作流传于世。部分诗歌只有文学创作活动的记载,没有相应的作品留世。就数量而言,唐太宗诗歌创作数量最多,较之其他帝王,其诗歌创作,成就突出。究其原因,作为守成之初的帝王,太宗诗歌处于旧朝向新朝过渡的历史阶段,其诗歌具有旧朝和新朝两方面的时代特征,加之唐太宗又有自己的个性追求,求实之用——历史意识和“新变”之实,生命审美气度和以“武”构景的特点。历史意识方面,唐太宗着重表达今昔对比下的历史意识,此意识其理论来源于儒家“六经”和《左传》中的“七德”,反应在诗歌中,则以今朝和前朝历史事实正反对比作为叙事抒情基础。今昔对比的历史意识中又浓缩了强烈的惜时意识和作者主观感情。其特点是以具体物象作为点,后缀形容词,将点面延伸衔接,把历史和现实时空连接在一起,拉近时间距离时,拓宽物象空间,且将物象内含有丰富政治意味和个人强烈主观色彩。将今昔之意压缩于有限的诗句中,客观上造成了一种句与句之间急促流走之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诗意之张力。唐太宗的诗歌创作,又有“新变”之实。太宗没有凝滞于北朝和南朝诗歌任何一方,而是个体真实品质和时代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个体品质和时代因素,各自的形成都有着很多流变因素,因此唐太宗诗歌的形成,就有了很多动态过渡特征。太宗诗歌动态过渡特征,在某种程度上使其诗歌具有了宫体诗歌“新变”的艺术特征,但并不能简单定义为宫体诗。唐太宗诗歌,有其生命审美气度,这是个性生命力、审美精神追求融为一体的结果。唐太宗身为武材,其诗景色的构成方式多样。他的写景诗,以“武”构景。具体是：撷取与武力有关的物象组构景色,或者其景色的构成绝大多数呈现与武力有关的力动和空间感。太宗以“武”构景的诗歌,已经从单纯景色描写生发的力动上升到情绪的极大波动,波动间无意造成了一个客观审美效应,即：景物描写产生空间疏密感。唐高宗、中宗、武则天和唐睿宗,在多变的政治格局中,以敏于时会,竞鹜功利的心理,进行诗歌创作活动,终于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尚德才到重文才的风气。同时,在“龙朔”新变的文化氛围中,以“诗赋取士”,掀起了具有浓郁宫体韵味的诗歌创作高潮。出现了以“绮错婉媚为本”的“上官体”和“颂扬体”。“上官体”笔法精细、情思流动婉转,这正好投合了此时处于夹缝之中的唐高宗境界狭隘,描写细腻之实。其实,“上官体”在某种程度上是文化新变政策的核心倡导者高宗诗风的继续扩大。“颂扬体”其内在精神,也是在政治较量中势力逐渐上升的武则天,她的治国乃至文学理想的侧面投影罢了。这种微妙的文化新变,其实内含着“二圣”本我的不同文化取向。在“新变”的艺术精神作用下,高宗和武则天诗歌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具体表现在：唐高宗诗歌,多写于游幸途中,景中藏情,余味悠长。唐中宗以宫廷为中心场所,于游幸途中,创作诗歌。所以,本文在观照其诗歌创作生成、特征时,紧紧围绕这一中心线索,进行研究。在唐中宗诗歌中,时常流露出怅然洒脱,志满意得之情。武则天的诗歌,典雅崇高。总之,此阶段帝王诗歌的创作,各具特性。初唐帝王诗歌不仅各具个性特征,又具有共性文学场。他们都有各自关于诗歌创作应然性精神诉求,但创作视野狭隘,长期囿于政治身份限制,诗作必然和应然性要求产生矛盾场。简言之,他们作为帝王,在进行诗歌创作时,避免不了以帝王的眼光和心态进行创作,时时流露出典雅的气息,但最终,还是归于平俗这样的共性。他们喜欢作诗,且具备诗歌创作的平仄、句式等形似之实,但前后意境未能浑然相融,要么突然转化意境,要么衔接生涩,自然人格和伦理人格的矛盾,使他们的诗歌最终归于神似之虚。本文以初唐帝王诗歌创作为研究对象,将他们的诗歌创作置于特定的经济、政治、文化、历史等背景下,进行整体、系统、动态的研究,从而获得较为深入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