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对《刘子》作者问题的讨论,几无一例外地都是以“《刘子》作者不是刘勰就是刘昼”这样一种非此即彼的认识为前导,然后,要么拿《刘子》一书中所透漏出来的、有关作者身世恍惚幽眇之消息,去和刘勰、刘昼二人的生平相牵合；要么就是从思想方法、语言风格等方面,拿《刘子》一书去同刘勰《文心雕龙》相比附,一旦发现有抵牾不合之处,便据以否定其作者是刘勰或刘昼。这种非此即彼的认识,其实是对唐人说法所作的窄化即二选一的处理。对此,已有论者作了极具历史意识的反思,并指出将《刘子》作者认定为无名氏,是目前最妥当的处理。然而,今日研讨《刘子》作者问题的学者们,不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具体的论证方法上,他们又犯了上述比附牵合的错误,可谓是错上加错了。近三年来的研究论文,对此论证方法依旧毫无察觉和反省,不免令人遗憾。有关《刘子》成书时间及其美学思想问题的讨论,也是问题重重。前者,表现为证据力的不足和论证中不自觉地犯了由结果逆推原因的错误；后者,则因断章取义而使得今人的批评显得无的放矢。尽管如此,学者们在《刘子》文本校注方面,依然不乏新的成果问世。相对于热热闹闹的作者问题讨论,有关《刘子》作者思想方面的研究,便显得冷清了许多。这显然与《刘子》作者问题的讨论有很大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呢?正是由于学者们一讨论《刘子》的作者问题,就牵连着刘昼、刘勰二人,使得问题的讨论越来越不着边际,以至于几乎所有人都忘了回过头来认真考察一下《刘子》此书到底蕴藏有什么样的思想。而这一点,才是进行《刘子》研究的关键所在。对《刘子》稍加研读,我们就不难发现,《刘子》作者既有修身养性的内在需求,更有治国平天下的外在追求。对古人所谓“三不朽”,他只看重其中的立德、立功。不仅如此,他甚至认为一个人如果只是洁身自好,而不能为国家建功立业,那也不值得后人去推崇和学习。可见,在立德与立功之间,他又特别偏重立功。同时,书中还谈命相、论穷通、说祸福,规谏人君、指摘风俗,这一点又显示出作者世俗化的一面。这是我们从正面考察《刘子》所得到的认识。可是,我们若从反面去考察《刘子》,对这个问题或许会有新的发现。《刘子》作者只看重立德、立功,认为只有这两点才能使之不朽。也就是说,他并不认为立言可以使之不朽,《刘子》此书的写作,其目的不在于著书立说这一点。事实上,《刘子》乃作者用世无成、自伤不遇之作,这一点,书中有明白交代。事实上,自明清以来,从辞章创作的角度,正面地去看待或解读《刘子》此书,则已所见多有,而此前论者,只是把它当作子书看待。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一部作品,由原本不被人当做文学作品来看,到后来被人从文学的角度去解读,这本身就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文学事件。而文学史的功能,就是要将此一文学事件记录下来,以通古今之变。唯有这种充满了历史意识的写作,才算得上是真正的文学史写作。子书的创作,目的无非是论说一个道理或表达某种观念,也就是说,它重在说理而非抒情。同时,自西汉末期以来,文风已渐趋骈俪,风气所及,整个魏晋六朝的辞赋及其论说文的创作,无不如此。那么,《刘子》此书所表现出来的骈俪化的创作倾向,则无疑是时代文风影响下的一个具体表现了。也就是说,以排偶之文说理论议,使得文章在说理娓娓的同时,也不失文采斐然。同时,文中用典的叙事化以及大量譬喻的使用,也进一步加强了其可读性和趣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