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近几年来,公众对于企业高管的关注热度一直居高不下,大量文献资料显示,除了采用薪酬激励等显性激励外,隐性激励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政治晋升作为隐性激励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了学者研究的重点。对于国有企业而言,由于限薪令的出台,晋升激励会起到替代作用,国有企业CEO将更为重视晋升激励。此外,由于国有企业CEO不仅仅是“职业经理人”更多的还有着准官员的身份,因此对晋升激励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而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具有一定的政企关联能够使得企业获得更多的政策优惠,银行贷款等帮助,能够促使企业在资本市场上取得优势。因此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探寻政治晋升激励所发挥的作用不仅具有理论意义更具有显示意义。目前,这一领域对于CEO的政治晋升激励是否会给公司业绩带来影响的研究已经日渐成熟,而对于盈余管理这种管理层行为的探讨还很匮乏。因此,本文将上市公司CEO的政治晋升与盈余管理相联系,着重研究两者之间的影响因素。 本文以2012-1016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了上市公司CEO的政治晋升与盈余管理之间存在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CEO会为了晋升而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包括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对非国有企业加入调节变量政企关系后,政企关系的强弱会对政治晋升与应计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产生正向影响,对真实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产生负向影响;对于国有国企而言,加入调节变量晋升预期和官员升迁年,当CEO有较大晋升预期时,应计盈余管理水平较高,而在国企所在行政区域内有官员升迁的当年和前一年中,国企CEO为了获取政治晋升更有可能采取盈余管理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