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大量农民工转移到城市。农民工的转移为中国城市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然而,他们多数以非正规就业的方式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相比正规就业群体,非正规就业人群不仅面临远离家乡,长时间不能和家人团聚的问题,而且他们的工作时间长、工作环境差、工资收入水平低并且缺乏社会保障,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他们的身心健康,阻碍了他们的社会融入。《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明确指出,“在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大量农业转移人口受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影响难以融入社会,市民化进程滞后。建立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机制,要努力完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参与机制,推进农民工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群体融入社会”。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由于非正规就业阻碍了居民的社会融入程度,进而不利于社会融合的最终实现,因此,在中国经济转型背景下,系统研究非正规就业对居民社会融入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该研究对健全完善中国劳动力市场提供了实证支持,劳动力市场的完善有利于为从事非正规就业的劳动者营造良好的就业环境,有利于增强社会凝聚力,有利于为实现中国梦奠定健康的社会心理动力源,这也是本文研究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本文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和2006-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系统研究了非正规就业对居民社会融入的影响及其传导效应,主要包括两个组成部分:第一,利用因子分析方法构建居民社会融入程度评价指标体系,然后利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实证分析非正规就业对居民社会融入的影响。第二,从工资水平、健康状况和主观认知(主观公平认知和主观幸福感认知)三个层面解释了非正规就业降低居民社会融入程度的原因。以上内容构成了本文五个核心章节,即第三章是居民社会融入程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第四章是非正规就业对居民社会融入影响的实证分析,第五章是非正规就业的工资效应分析,第六章是非正规就业的健康效应分析,第七章是非正规就业的认知效应分析。以上章节的主要内容和研究结论如下:第三章是居民社会融入程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利用因子分析法,根据主客观相结合的原则构建了一个包含8个一级指标,涉及20个指标层的居民社会融入程度评价指标体系。该评价指标体系显示,影响居民社会融入的一级指标共有八个,其中影响最大的一级指标为就业状况,权重为0.150。这表明就业状况对居民社会融入的影响不可小觑,如果就业质量相对较差,显然会降低居民社会融入程度。第四章是非正规就业对居民社会融入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CLDS(2016)数据,利用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实证分析非正规就业对居民社会融入的影响,计量回归结果显示,非正规就业对居民社会融入的影响在统计意义上显著为负,而且非正规就业对居民社会融入的影响呈现U型特征。性别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在居民社会融入程度的所有分位点上,非正规就业对女性居民社会融入程度造成的损失显著大于男性居民。地区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非正规就业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居民社会融入的影响同样存在异质性差异效应。第五章是非正规就业的工资效应分析。基于2006-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利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对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工资方程进行估计并对工资差异进行了分解,研究发现非正规就业的工资水平显著低于正规就业。相比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教育收益率低,性别歧视更为严重,随着工资分位数水平由低到高性别歧视程度增强。分位数分解结果表明,随着工资分位数水平的上升,特征差异的解释能力越来越强,而系数差异占比越来越小。同时,随着工资分位数水平的上升,工资差异逐渐缩小,符合“黏地板效应”,而不是“天花板效应”,这表明中国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工资差异主要是由工资分布低分位数水平上的差异造成的。正规就业与异质性的非正规就业工资差异分解结果表明,在代表性分位数上,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受雇者工资差异最大,而正规就业与自我经营者工资差异相对较小。第六章是非正规就业的健康效应分析。基于CLDS(2016)数据,利用有序Probit回归方法分析了非正规就业对居民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非正规就业对居民健康状况的影响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非正规就业对居民健康状况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差异效应,即非正规就业对女性居民健康状况造成的损失大于男性,对户外工作者健康状况造成的损失大于室内工作者。非正规就业对东部地区居民以及中西部地区居民健康状况的影响也是显著为负的,而且由东到西非正规就业对居民健康造成的损害逐渐增大。以BMI指标和躯体疼痛作为健康的代理指标,非正规就业在1%水平上显著增加了居民身体过度肥胖或过度消瘦的概率,同时也在1%水平上显著增加了居民躯体疼痛的概率。对于工伤变量作为健康的代理指标,非正规就业会增加发生工伤的概率,这一结果却不显著。第七章是非正规就业的认知效应分析。在这一章节中,基于CGSS(2013)数据,将主观公平认知和主观幸福感认知作为主观认知的代理变量,考察了非正规就业的认知效应。以主观公平认知作为代理变量时,首先利用有序Probit模型定量检验了非正规就业对居民主观公平认知的影响,然后从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角度考察了非正规就业影响居民主观公平认知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非正规就业会显著降低居民对社会总体公平程度的主观评价。非正规就业对男性居民主观公平认知造成的损失大于女性,对城镇居民主观公平认知造成的损失大于农村居民。传导机制分析结果显示,非正规就业通过降低居民权利公平认知、机会公平认知以及规则公平认知,进一步降低了居民对社会总体公平程度的认知。以主观幸福感认知作为代理变量时,研究发现非正规就业是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如果居民从事非正规就业,那么他们的主观幸福感会显著降低。非正规就业市场上更为严重的性别歧视现象显著降低了女性主观幸福感。无论是东部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通货膨胀率上升,对居民主观幸福感造成的损失也会显著增加。此外,受教育年限变量对女性和中西部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显著为正。本文尝试从社会学角度为做好非正规就业的服务和管理提供实证依据,能够客观地评价非正规就业群体的社会融入状态。利用微观调查数据构建的一个包含主客观指标相结合的居民社会融入程度评价指标体系,能够比较全面的测度居民社会融入程度。从工资水平、健康状况和主观认知三个层面解释了非正规就业降低居民社会融入的原因,得到了一些符合国情的研究结论,为健全完善中国劳动力市场提供了实证支持,研究结果对经济学和社会学交叉领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与此同时,本文也存在一些内容、方法和数据方面的不足之处。其一,本文在构建社会融入程度评价指标体系的时候,由于部分变量的可得性,如性格特征变量,没有纳入指标体系。其二,本文仅从工资、健康、主观认知三个角度,分析了非正规就业对居民社会融入影响的传导效应,然而,社会融入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影响居民社会融入的因素有很多。其三,由于部分变量在调查问卷中没有持续追踪,文章多数章节采用的是截面数据,时间变化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有待进一步验证。因此,今后我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研究,更加细致地探讨非正规就业对居民社会融入影响的传导效应,引入混合截面数据,进一步扩大样本容量,同时尝试比较不同微观调研数据的回归结果是否存在差异,试图得到更多符合国情的有意义的研究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