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目前仍处于经济转轨时期，资本市场体系并不成熟，特别是直接融资规模距发达国家有仍有较大的差距，导致中国的社会融资始终对银行信贷有较强的依赖性。企业披露的盈余信息等相关的会计信息是银行信贷决策的主要依据，因此企业的债务融资必然与盈余管理联系在一起。安然造假曝光之后，美国颁布了十分严苛的萨班斯—奥克利斯法案，该法案加重了公司管理层信息披露的责任。研究人员发现法案实施之后，由于审计师和监管部门对应计式的盈余管理更为关注，同时公司管理层进行应计盈余管理被发现的成本更高，由于真实盈余管理能够部分替代应计盈余管理，公司的盈余管理方式由传统的应计盈余管理转变为难以被人发现的真实盈余管理。中国上市公司于2007年开始全面实施新会计准则，并逐步强调管理层信息披露的责任，这必然对盈余管理的方式产生与美国相同的影响。自此真实盈余管理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微观热点问题。
　　诸如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如何通过改变微观企业经济利益格局来影响其会计选择是财务学界探讨较少的领域。由于中国直接融资渠道受到政策约束，中国企业融资结构较为依赖银行贷款。企业的盈利能力对银行贷款的获得及贷款的利率都有很大的关系，因此企业的债务融资与真实盈余管理必然有密切的关系。同时紧缩性货币政策能通过信贷传导机制影响企业债务融资契约条款中许多重要因素，因此货币政策的变动必然会对债务融资与真实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造成重要的影响。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企业在货币政策紧缩期会遇到两方面的经营风险，一方面紧缩货币政策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控制信贷供给，企业外部融资环境恶化;另一方面紧缩性货币政策提升利率之后企业承担了更高的利息支出，导致企业利润状况和现金流恶化。因此，紧缩性货币政策会对公司的融资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并影响上市公司的会计行为。本文围绕着债务融资中的真实盈余管理问题，研究了中国资本市场中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水平对真实盈余管理产生何种影响及其在所有权性质之间存在的差异、货币政策波动对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水平对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有何种作用及其在所有权性质之间存在的差异。
　　本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贷款基准利率、银行间拆借利率和理财产品预期收益率，定义了2006、2007、2011和2013为货币政策紧缩期;另外本文根据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扣除GDP增长率和CPI作为稳健性指标衡量货币政策松紧程度。本文选取了2006～2013年度中国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债务融资和真实盈余管理的相关关系以及货币政策对二者关系的影响，最后本文依据上市公司所有权性质进行分组回归验证上述二者之间的差异。
　　研究结果表明，债务融资水平与真实盈余管理正相关;当货币政策进入紧缩期，二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得到加强;此外按所有权性质分为国有和非国有进行分组回归并利用周检验比较债务融资系数及货币政策紧缩变量对该系数影响的大小，发现债务融资水平与真实盈余管理水平是正相关，当企业为了避免违反债务契约时，企业为获取银行信贷资源会通过真实盈余管理来满足银行对盈利提出的要求;紧缩性货币政策会强化债务融资与真实盈余管理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而当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紧缩性货币政策时，基于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机制，信贷供给的降低将提升银行对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要求，上市公司会提升真实盈余管理水平来应对货币政策紧缩带来信贷供给收缩的负面冲击;不考虑货币政策效应时，国有上市公司债务融资水平与真实盈余管理相关程度显著低于非国有上市公司以及币政策对债务融资水平与真实盈余管理的相关关系在国有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上市公司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通过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紧缩性货币政策时，面对不同债务融资规模选择不同真实盈余管理规模进行研究，以向商业银行、货币政策制定者说明货币政策的变动对企业主体会计行为产生的影响。本文研究内容有利于商业银行和货币政策制定者识别融资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对金融机构和政府监管机构的政策制定提供决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