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的翻译研究中，译者始终处于一种被忽略、被遗忘的文化边缘地位，常被人冠以“仆人”、“画家”、“媒婆”、“翻译机器”等不雅的称呼，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没能得到应有的肯定和重视，以致译者只能亦步亦趋地跟在原文作者及原作的后面，完全成了隐身人。近年韵翻译研究中关于译者主体意识及其主体性的探讨，打破了这种僵局，将译者从“隐形人”的身份彻底解放出来，凸显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正是在当前翻译研究的大背景下，本文从西方的一种哲学理论——哲学阐释学的视角，重新审视了译者主体性研究：在介绍哲学阐释学的基本原理和发展状况的基础上，特别是通过“成见”“效果历史意识”和“视域融合”三个核心概念的阐述，指出了哲学阐释学与译者主体性之间的密切关系，进而展开了深入的研究。笔者认为，译者在审视原作的过程中，总是或多或少的带有“成见”，即，会受到其自身的文学修养，文化底蕴，价值取向和审美标准等因素的影响，从而在译作中不同程度的烙下其主体性的印记，“文化误读”及“误译”便不可避免；由于“效果历史意识”的关系，译者不可能完全还原作者及原文本所表述的一切，所谓纯粹的、绝对的“等值”或“忠诚”只是一种理想状态，这又为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提供了可能；在“视域融合”下，译者的视域与文本的视域相互融合，从而实现了原作者、译者和目标语读者之间主体间性的对话。可以说，在哲学阐释学的三个核心概念下，译者的主体性发挥找到了充分的理论依据。在个案研究中，笔者通过比较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的两个中译本，张谷若(1984)及孙法理(1993)，运用大量的实例分析，分别指出了两位译者在文化误译，创造性叛逆和主体间性的对话上所达到的程度及效果，从而得出翻译无定本，翻译并不是译者对原作意义的追索或还原，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无时无刻不带有译者的主体性因素。但这种主体性发挥不是肆意妄为，为心所欲，而是在一定的度内，恰当的把握这个度，既是译者的责任，也是其译术人格的体现。